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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世间百态

【时代楷模】 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名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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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31 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状元峰脚 发表于 2015-5-27 23:31
老不信啊



   群众的口碑 ,  就是最好的奖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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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2 07:06 | 显示全部楼层
贝贝(佳). 发表于 2015-5-19 20:48
文不对题,黄婆卖瓜。


  此言差矣!对优秀党员干部而言,新闻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声“吆喝”等措施,如果只讲等价交换,没有奉献精神,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这样的民族是得不到尊重的。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民心所向,主流媒体要发挥优势,大力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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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2 0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麦先生 发表于 2015-5-20 19:26
感觉发错版块了 或者说不应该发在天一论坛

我也相信存在这样的共产党员

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持,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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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3 10:50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象山党史》启后人  象山儿女再立功
孙茂芳
      在我的家庭书柜里,正中间端端正正摆放着一本《象山党史》。前来我家采访的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等记者,专门看望慰问我的各级领导以及来我家中串门的同乡、战友都要被呈现在眼前的《象山党史》所吸引,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以敬佩的目光向我表示敬贺。2005年,中央编译局的老局长来邀请我去中央机关作报告,一看到一本印有我图片的《象山党史》,高兴地读了起来,夸我“你不仅是北京的‘名片’,也是你们家乡的‘名片’,你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档案馆,而且注入家乡人民心中,记入家乡史册,可敬可贺。”我说:“我是家乡人民的儿子,《象山党史》是激励我进步成长的精神食粮,我有责任宣传《象山党史》,为家乡做广告。”
     《象山党史》是一部象山的英模谱。伴随着象山的发展、变化,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英模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上一些英模人物和历史事件渐渐被后人遗忘。通过《象山党史》挖掘、收集、宣传,象山的历史又一幕幕定格在象山儿女脑海中,使那些英模人物,有功之臣在象山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亮丽的丰碑,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象山儿女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敢于勇立潮头,把家乡建设得今天这样繁荣富强,蒸蒸日上。我不得不为这块土地上浓烈的革命文化氛围所吸引,更不得不为象山前辈出生入死、英勇无畏的爱国、爱民精神所感动,在此我要为《象山党史》这么优秀的刊物而呼喊,愿把这件好事做到底,愿整个象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基地,成为一所光荣传统教育的大课堂,愿《象山党史》这面党的旗帜高高飘扬,让象山人民牢记昨天,共同为建设今天美好家园、和谐社会去无私奉献、去努力奋斗!
     《象山党史》是一幅壮丽的画卷。一章章、一页页展示象山人民的血和汉,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一个个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永远铸刻在象山人民心中,这也是党史工作人员幸勤劳动的见证。我们不仅要学习《象山党史》,知象山县情,更要宣传《象山党史》,用我们的双手再写新的历史。要用《象山党史》的生动教材去教育青少年和党员同志,以革命英模为榜样,不辱使命,努力践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建设现代化的家乡而励精图治。
     《象山党史》是我的良师益友。象山领导和党史办的同志定期给我寄《象山党史》,当作一份珍贵的礼物赠给我,我把这本杂志当作终身受益之宝,每期必读,每篇必看,已成为我人生的良师益友,尤其使我难忘的是把写我事迹的《心碑》一书连载在《象山党史》上,使我的人生轨迹,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追求注入家乡人民心中,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更加激励我写好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我从象山东陈乡一个农家子弟成为解放军队伍里一位高级干部,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成为全国全军的先进模范,获得十多次国家的荣誉,受到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荣立一等功臣。近年来又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中国医疗突出贡献奖,授予华佗勋章,并荣获全国构建和谐社会先进个人和新闻人物。国务院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把我作为中华杰出英才,邀请赴欧洲6国和台湾考察。这与家乡人民、家乡领导的帮助、爱护、支持、《象山党史》的激励是分不开的。我从小崇敬象山英模,常去烈士馆参观。今天,《象山党史》把象山的历史收录成册,供我们学习,成为人生进步的好教材。我要更加珍惜历史,崇敬英模,争做一名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象山人民的共产党员。
作者系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京城”活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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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3 11:02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人少也能办大事
──记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
许土根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在人员少、编制不足的状况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做好党史工作。党史工作部门成立30年来,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实施第“十五”“十一五”党史工作规划以来,象山党史办公室在专业人员少、经费严重不足等,各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借聘人员,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一、编纂研究出成果
  紧紧围绕象山地方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编辑出版和公开出版了《喋血高塘岛》《南田暴动》《贺威圣纪念文集》《吴烨烈士纪念文集》《象山英烈》《张任伟纪念文集》《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中国共产党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19491978年)》《半岛英魂──王家谟纪念文集》《海魂》《象山改革开放30年》《象山浪涛集》(第一、第二集)等党史著述17部,累计400余万字。其中公开出版发行6部。《象山英烈》获省党史部门科研成果三等奖。可谓编研成果累累,且可圈可点,深受县内外各界的好评和肯定。“京城”活雷锋、原北京军区医院副政委孙茂芳多次与笔者谈及县委党史办公室吕国民等同志的工作精神和执着追求,也使他深感钦佩和敬重,并经常来电来信慰问、支持和鼓励。他回故乡访亲时,总是也不忘抽挤出时间上县委党史办公室看望同志们,与大家一起座谈、交流,有困难一起想方设法解决。给党史工作人员以政治、精神上的大力支持。

二、修建党史、革命史教育基地20处
  象山有着非常丰富的党史资源和革命史教育资源,据18个镇乡街道调查了解,除个别乡镇外,绝大部分都有丰富的党史、革命史史迹存在,既有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又有外敌入侵的(日本占领茅洋砩石矿,意大利、英国、法国强占象山港、三门湾等);既有参加全国性革命斗争的志士仁人,又有地方性的在解放战争中开展地方武装的烈士;既有近代的,又有现代的一九五六年“八一”台灾牺牲烈士和因公因战牺牲烈士等。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精神永存。党史、革命史资料在现实社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育人、资政、存史作用。要弘扬和继承先烈的献身精神,县委党史办公室通过“三个一”(即上级拨一点、本级财政出一点、社会民间筹集一点)和其它多种途径筹募资金300余万元,联合有关单位和镇乡、街道先后分别在全县各地修建了近20处党史和革命史教育基地。主要有:建成新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整修了王家谟烈士墓;修缮了陈照华烈士故居,开辟了定塘镇革命烈士史迹陈列室;建成涂茨镇革命烈士纪念碑;建成南田暴动纪念碑、纪念亭;整修了贺威圣烈士墓,在贺威圣烈士故居内开辟了烈士史迹陈列室,并建成贺威圣烈士纪念碑;整修杨白烈士墓;建成王家谟烈士塑像;修缮了中共象山工委诞生地──山海楼,开辟了中共象山工委史迹陈列室;建成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指挥部遗址纪念碑,开辟了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史迹陈列室;建成吴烨烈士纪念碑;修缮了(茅洋)日本侵略军在象山罪行陈列馆;重修了象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对160余位烈士的生平进行考证,并着手重新撰写传略;修缮了王家谟烈士故居,开辟了王家谟烈士史迹陈列室,并修建了王家谟烈士墓道和王家谟烈士塑像等等。所有这些纪念场馆、碑、亭、墓道、塑像的建成,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对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

三、党史宣传工作有声有色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人手少但不怕工作多。宣传党史,弘扬革命先烈的光荣史迹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几年来,他们积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座谈会,组织有关老同志作辅导报告等达200余场次,如,主动举办和联合举办王家谟烈士史迹、毛泽东诞生110周年、邓小平诞生100周年等大中型图片展4次,制作图片400余张,并积极组织制作摄制《滴血砩石》(20分钟)《半岛英魂──献给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王家谟烈士》(45分钟)电视专题片等在浙江电视台、宁波电视台播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和社会各界、各级党史部门的高度评价。

四、开拓创新,开门办党史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走老路,只有拓宽思路,另辟蹊径,开门办党史,以多出成果去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这是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另一大特点。
象山内外,有些党史资源需要人去调查、收集、整理、保存,有些实物、故居、纪念地需要人去调研、发掘、修建,有些研究成果要出版需要人去支持等,可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专业人员毕竟只一二人,也不可能样样事情自己干,件件工作亲自做。即使本事最大,精力超常发挥也无回天之力。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闯出一条开门办党史之路,即发动社会各界、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条战线的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革命烈士亲属、子女、知情者和热爱、关心党史工作的支持者、志愿者,共同关心支持党史、革命史的发掘、保护、建设,参与党史、革命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撰写、出版,促进了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党史事业,使党史工作结出了一大批成果。
  得益于开门办史的理念,近几年来象山的烈士故居、纪念场馆、碑亭得以修建,17部党史、革命史专著得以出版发行。如为修建新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县委党史办首先向有关单位等筹集资金近3万元,然后由新桥镇党委发动全镇党员、干部、职工、烈士亲属筹集7万余元,上下联动,齐心合力,使纪念碑如期完成。以此方法推动其他各地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地党委、社会各界人士和烈士亲属也感到十分满意和高兴。又如吴烨烈士的胞弟、象山中学退休教师吴爱文先生,年已70余岁,为寻找兄长牺牲在福建武夷山地区的牺牲地协助县委党史办公室,跋山涉水数千里赴革命老区访问老乡、老革命,收集资料,寻找依据,整理兄长遗作,出版《吴烨烈士纪念文集》。笔者退休有年,原在工作岗位上也非常关心并参与党史工作。退休后,当县委党史办公室提出需聘任为象山党史工作业余校对员,我十分高兴,为尽量减少史实和文字差错率而尽心尽力。正因为开门办党史,众手合成,也使许多离退休干部能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史料、照片、实物,也无条件地提供给县委党史办,甚至自己撰写回忆文章。
  另外,县委党史办公室创办《象山党史》《象山历史参考》《象山党史工作简讯》等内部资料,撰写各种论文和专题文章,在中央、省、市各级党史书刊发表,且多篇获奖。
  上述成绩的取得,确实是来之不易。这与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吕国民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分不开的。
吕国民同志自1995年9月调入县委党史办工作以来,忠诚党史事业,踏踏实实,干净干事,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股子钻劲,努力开拓创新。但他一身正气,讲原则、讲党性,两袖清风,跟理不跟风跟人,凡认准的事会一直干到底,敢做、敢负责挑担、不推诿。他不会吹吹拍拍,对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能顶敢顶,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不打折,不会变通,因而也容易“得罪”一些人,至少是那些愿下级奉承拍马的人。因此他在提拔、提职、经费筹集等方面均遇到过不少挫折、委屈和误解,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他也尝尽了辛酸苦辣。
  一次,在为分期分批筹建革命烈士故居和纪念碑奔忙时,对县里四位县级离退休干部向县委提出需修建南田暴动纪念碑、亭的要求未予同意,吕国民同志将县委领导的意见告知一位离休的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这位老干部立即对吕国民同志提出严厉批评,说他工作消极,争取不力……一开始,不管吕国民同志作如何解释,这位老干部听不进去,始终坚持这样的态度。后来,通过吕国民同志多次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他才慢慢从不了解到了解,不理解到理解,从不谅解到谅解,充分体谅党史工作者的各种困难,并表示坚决支持吕国民同志的做法,对其他不理解和误解吕国民的同志由他去做工作。到最后修建南田暴动纪念碑、纪念亭设施时,他不但身体力行,还亲自向县领导要来10万元,一起帮助吕国民同志解决经费困难。
  对待烈士遗孀和亲属的合理要求和遇到的实际困难,吕国民同志总是尽量通过组织和适当渠道帮助解决,并帮助落实有关经济补助政策和相关政治经济待遇,而对于极个别的无理要求则坚持原则,耐心解释和说服。因此,不少烈士亲属家属反映说:“吕主任待人热情,办事主动及时,考虑周到,能为阿拉排难解忧,为党为国家挑担分忧。但对不合理的要求则坚持原则,讲政策,讲道理,不徇私情,使阿拉听得进,使人心服口服,阿拉敬重他。”
吕国民同志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史史实、文字严格把关,对同志对群众热情热心,可对自己及自己的的家属却甚少关心,他很少有在家休息的节假日。吕国民同志本人身体也患有多种疾病,可他从未放在心上。他一心想着的是党史事业、党史工作,如何把象山党史工作做得更好。
  正因为有象吕国民同志这样热爱党史事业的专业干部,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象山的党史事业在近几年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者系原象山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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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人少也能办大事
──记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
许土根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在人员少、编制不足的状况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做好党史工作。党史工作部门成立30年来,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实施第“十五”“十一五”党史工作规划以来,象山党史办公室在专业人员少、经费严重不足等,各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借聘人员,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一、编纂研究出成果
  紧紧围绕象山地方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编辑出版和公开出版了《喋血高塘岛》《南田暴动》《贺威圣纪念文集》《吴烨烈士纪念文集》《象山英烈》《张任伟纪念文集》《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中国共产党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19491978年)》《半岛英魂──王家谟纪念文集》《海魂》《象山改革开放30年》《象山浪涛集》(第一、第二集)等党史著述17部,累计400余万字。其中公开出版发行6部。《象山英烈》获省党史部门科研成果三等奖。可谓编研成果累累,且可圈可点,深受县内外各界的好评和肯定。“京城”活雷锋、原北京军区医院副政委孙茂芳多次与笔者谈及县委党史办公室吕国民等同志的工作精神和执着追求,也使他深感钦佩和敬重,并经常来电来信慰问、支持和鼓励。他回故乡访亲时,总是也不忘抽挤出时间上县委党史办公室看望同志们,与大家一起座谈、交流,有困难一起想方设法解决。给党史工作人员以政治、精神上的大力支持。

二、修建党史、革命史教育基地20处
  象山有着非常丰富的党史资源和革命史教育资源,据18个镇乡街道调查了解,除个别乡镇外,绝大部分都有丰富的党史、革命史史迹存在,既有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又有外敌入侵的(日本占领茅洋砩石矿,意大利、英国、法国强占象山港、三门湾等);既有参加全国性革命斗争的志士仁人,又有地方性的在解放战争中开展地方武装的烈士;既有近代的,又有现代的一九五六年“八一”台灾牺牲烈士和因公因战牺牲烈士等。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精神永存。党史、革命史资料在现实社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育人、资政、存史作用。要弘扬和继承先烈的献身精神,县委党史办公室通过“三个一”(即上级拨一点、本级财政出一点、社会民间筹集一点)和其它多种途径筹募资金300余万元,联合有关单位和镇乡、街道先后分别在全县各地修建了近20处党史和革命史教育基地。主要有:建成新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整修了王家谟烈士墓;修缮了陈照华烈士故居,开辟了定塘镇革命烈士史迹陈列室;建成涂茨镇革命烈士纪念碑;建成南田暴动纪念碑、纪念亭;整修了贺威圣烈士墓,在贺威圣烈士故居内开辟了烈士史迹陈列室,并建成贺威圣烈士纪念碑;整修杨白烈士墓;建成王家谟烈士塑像;修缮了中共象山工委诞生地──山海楼,开辟了中共象山工委史迹陈列室;建成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指挥部遗址纪念碑,开辟了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史迹陈列室;建成吴烨烈士纪念碑;修缮了(茅洋)日本侵略军在象山罪行陈列馆;重修了象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对160余位烈士的生平进行考证,并着手重新撰写传略;修缮了王家谟烈士故居,开辟了王家谟烈士史迹陈列室,并修建了王家谟烈士墓道和王家谟烈士塑像等等。所有这些纪念场馆、碑、亭、墓道、塑像的建成,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对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

三、党史宣传工作有声有色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人手少但不怕工作多。宣传党史,弘扬革命先烈的光荣史迹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几年来,他们积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座谈会,组织有关老同志作辅导报告等达200余场次,如,主动举办和联合举办王家谟烈士史迹、毛泽东诞生110周年、邓小平诞生100周年等大中型图片展4次,制作图片400余张,并积极组织制作摄制《滴血砩石》(20分钟)《半岛英魂──献给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王家谟烈士》(45分钟)电视专题片等在浙江电视台、宁波电视台播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和社会各界、各级党史部门的高度评价。

四、开拓创新,开门办党史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走老路,只有拓宽思路,另辟蹊径,开门办党史,以多出成果去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这是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另一大特点。
象山内外,有些党史资源需要人去调查、收集、整理、保存,有些实物、故居、纪念地需要人去调研、发掘、修建,有些研究成果要出版需要人去支持等,可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专业人员毕竟只一二人,也不可能样样事情自己干,件件工作亲自做。即使本事最大,精力超常发挥也无回天之力。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闯出一条开门办党史之路,即发动社会各界、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条战线的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革命烈士亲属、子女、知情者和热爱、关心党史工作的支持者、志愿者,共同关心支持党史、革命史的发掘、保护、建设,参与党史、革命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撰写、出版,促进了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党史事业,使党史工作结出了一大批成果。
  得益于开门办史的理念,近几年来象山的烈士故居、纪念场馆、碑亭得以修建,17部党史、革命史专著得以出版发行。如为修建新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县委党史办首先向有关单位等筹集资金近3万元,然后由新桥镇党委发动全镇党员、干部、职工、烈士亲属筹集7万余元,上下联动,齐心合力,使纪念碑如期完成。以此方法推动其他各地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地党委、社会各界人士和烈士亲属也感到十分满意和高兴。又如吴烨烈士的胞弟、象山中学退休教师吴爱文先生,年已70余岁,为寻找兄长牺牲在福建武夷山地区的牺牲地协助县委党史办公室,跋山涉水数千里赴革命老区访问老乡、老革命,收集资料,寻找依据,整理兄长遗作,出版《吴烨烈士纪念文集》。笔者退休有年,原在工作岗位上也非常关心并参与党史工作。退休后,当县委党史办公室提出需聘任为象山党史工作业余校对员,我十分高兴,为尽量减少史实和文字差错率而尽心尽力。正因为开门办党史,众手合成,也使许多离退休干部能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史料、照片、实物,也无条件地提供给县委党史办,甚至自己撰写回忆文章。
  另外,县委党史办公室创办《象山党史》《象山历史参考》《象山党史工作简讯》等内部资料,撰写各种论文和专题文章,在中央、省、市各级党史书刊发表,且多篇获奖。
  上述成绩的取得,确实是来之不易。这与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吕国民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分不开的。
吕国民同志自1995年9月调入县委党史办工作以来,忠诚党史事业,踏踏实实,干净干事,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股子钻劲,努力开拓创新。但他一身正气,讲原则、讲党性,两袖清风,跟理不跟风跟人,凡认准的事会一直干到底,敢做、敢负责挑担、不推诿。他不会吹吹拍拍,对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能顶敢顶,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不打折,不会变通,因而也容易“得罪”一些人,至少是那些愿下级奉承拍马的人。因此他在提拔、提职、经费筹集等方面均遇到过不少挫折、委屈和误解,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他也尝尽了辛酸苦辣。
  一次,在为分期分批筹建革命烈士故居和纪念碑奔忙时,对县里四位县级离退休干部向县委提出需修建南田暴动纪念碑、亭的要求未予同意,吕国民同志将县委领导的意见告知一位离休的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这位老干部立即对吕国民同志提出严厉批评,说他工作消极,争取不力……一开始,不管吕国民同志作如何解释,这位老干部听不进去,始终坚持这样的态度。后来,通过吕国民同志多次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他才慢慢从不了解到了解,不理解到理解,从不谅解到谅解,充分体谅党史工作者的各种困难,并表示坚决支持吕国民同志的做法,对其他不理解和误解吕国民的同志由他去做工作。到最后修建南田暴动纪念碑、纪念亭设施时,他不但身体力行,还亲自向县领导要来10万元,一起帮助吕国民同志解决经费困难。
  对待烈士遗孀和亲属的合理要求和遇到的实际困难,吕国民同志总是尽量通过组织和适当渠道帮助解决,并帮助落实有关经济补助政策和相关政治经济待遇,而对于极个别的无理要求则坚持原则,耐心解释和说服。因此,不少烈士亲属家属反映说:“吕主任待人热情,办事主动及时,考虑周到,能为阿拉排难解忧,为党为国家挑担分忧。但对不合理的要求则坚持原则,讲政策,讲道理,不徇私情,使阿拉听得进,使人心服口服,阿拉敬重他。”
吕国民同志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史史实、文字严格把关,对同志对群众热情热心,可对自己及自己的的家属却甚少关心,他很少有在家休息的节假日。吕国民同志本人身体也患有多种疾病,可他从未放在心上。他一心想着的是党史事业、党史工作,如何把象山党史工作做得更好。
  正因为有象吕国民同志这样热爱党史事业的专业干部,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象山的党史事业在近几年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者系原象山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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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象山党史工作的回忆
郑松才


       我是原象山县经济委员会的机关退休干部。2003年2月12日,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吕国民同志打电话约我去他办公室商谈,想聘请我到他们办公室工作。我对党史研究工作是门外汉,可以说一窍不通。但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同意应聘去党史研究室工作。2月24日办了应聘手续,由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洪贤兴同志签字审批。商定月薪为550元,暂定聘用期一年。期满后若党史工作继续需要,再行办理聘用手续。
       谁料到,我这一进县委党史研究室,一干就是三年多。使我这个原本与党史工作无缘的机关退休干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参与到党史工作中来。在长达39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吕国民同志一起,甘苦与共,共同奋斗,为党史事业历尽千辛万苦,尝尽了酸甜苦辣。但苦中有乐,拼搏中有成果。亲自见证了象山党史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因此,我认为,对这一段时期的工作经历,值得珍惜和回忆。
       2003年3月3日,我第一次到县委党史研究室上班。当时的县委党史研究室是县委办公室属下的一个科(股)级单位。虽然在编制上明确规定有两个工作人员名额,但实际到位的,只有吕国民主任1人。他既是“官”,又是“兵”,光杆“司令”一个。另一名工作人员却迟迟没到位。省、市上级党史部门领导曾建议要加强象山党史研究室人员力量,增拨工作经费,但由于诸多原因而没有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办公室才决定临时聘用我到党史研究室当吕国民主任的助手。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经费也很少,没有经费预算计划,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只能向县政府“讨”着要一点。一年下来,也就万把元。连办《象山党史》期刊的资金也紧巴巴的,更不用说安排其他活动经费了。而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任务却很多,工作量很大,难度又很高。党史研究室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工作任务“特重”,工作人员“特少”,经费“特困”。
       面对如此的困境,怎么办?吕国民同志并没有被难倒。他有自己的一套工作韬略和应对办法。这就是“人少办大事,开门办党史”。人手少,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一个人当作几个人使,一天当作两天用。加班加点争时间,抢速度,提高工作效率。研究室人员力量不够,就实行“开门办党史”。全县建立党史工作网络系统,在党政机关各部、办、委、局和镇乡街道设立党史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制度,并充分发动离退休干部,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搞好象山党史工作。由于工作思路对头,方法得当,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能动性又高,所以我县党史研究室工作,在重重困难之下,坚实而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我县党史研究室,是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选定的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联系点。2001年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就是在象山召开的。上级党史领导部门对象山的党史工作十分重视。我县党史研究室也一直把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作为突出重点来抓:一是抓出版书刊,发表党史文章;二是抓修建党史纪念场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三是抓征集党史史料,抢救各种党史资料,积极探索有象山特色的以史育人的新路子、新办法。
       为了切实贯彻我县党史工作思路和计划工作目标,吕国民同志在2003年年初就给我们党史研究室确定了全年的几项工作任务:一、编辑发行《象山党史》2—3期;二、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三、编修《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四、按年内计划要求,组织修建党史纪念场馆,开展党史纪念活动;五、积极参加县里的与党史工作有关的各项工作任务。
       面对这些艰巨而繁重的党史工作任务,我作为一个从未做过党史工作的“生手”,确实也产生过畏难情绪,感到难以完成。但吕国民同志却信心十足地对我说:“你不用担心,事在人为嘛!只要我们俩人努力干,只要县委、县政府领导支持,充分发动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办党史,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他既然这么有信心,有把握,我也就放心地跟着他一起干了。
       吕国民同志认为,《象山党史》期刊是研究象山党史的阵地,宣传象山党史的窗口,征集党史资料的渠道,办好《象山党史》,刊登党史文章,对广大党员进行党史宣传教育,是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一定要办好,而且要办出《象山党史》的特色。他的思路是对的。但话虽这么说,具体操办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主要困难还是人手少,时间紧,稿源缺乏,需要同时穿插进行的其他任务多,不允许我们单一地抓党史期刊的编辑工作。面对千头万绪的党史工作任务,吕国民同志却能科学合理地安排各项工作,正确处理编辑《象山党史》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坚持“人少办大事,开门办党史”的工作方针,使之既能保证完成一年2—3期党史期刊的编辑发行任务,又能保证同时穿插进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我们党史研究室自己力量不足,就发动和依靠机关干部和离退休干部积极撰稿,共同办好《象山党史》。一批离退休干部如奚华杰、柳风、周义华等同志就一直坚持为《象山党史》写革命回忆录;原县委、县政府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如王庆祥、包铭泉、戴照勇、乐家凯、朱华庭等同志也经常为《象山党史》撰写党史方面的文章,稿件源源不断,为《象山党史》提供了优质稿件。我们则加班加点,精心挑选和修改稿件,严把政治关和质量关。吕国民同志更是呕心沥血,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创新编排,突出期刊的规范性、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对每期《象山党史》文稿的修改都要经历三四次。为了保证期刊的质量和按时发行,有时连节假日的休息时间都占用了,力求出精品。从而使《象山党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受到了党员干部的好评。
       在2003年,我们编辑发行了三期《象山党史》,而且还同时进行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和修改《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的初稿工作。工作量比较大。吕国民同志担当了主要的工作量。但是,他还是让我担任了《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的副主编和《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及《象山党史》的编辑。这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为了调动我的积极性,以充分发挥我这个助手的作用。但由此也增加了我的压力和工作量。在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中,我确实也担当起了重任,出了大力。既要到县档案馆查阅、搜集、整理上世纪50年代的县委文件原始档案,又要担当校正、编修工作。由于50年代县委机关的办公条件简陋,设备差,所以遗存下来的原始文件字迹模糊不清,被蛀蚀和霉烂变质之处甚多,校阅起来特别费力气,耗费时间也特别多。有时校阅一个文件,时间竟要长达五六天,可把我累苦了!在校编文件过程中,有一次我痔疮复发,不能坐着办公。为了抢时间,赶速度,保证按期完成选编任务,我只得坚持立着校对文件打印清样稿,直至把文件选编中的101只文件全部校正完毕,从而保证《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在2004年的7月按时出版发行。我们做此项工作的辛苦和劳累,真是“自苦自得知”啊!
       我不但要负责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还要参与《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初稿的文字修改和年度经济数据的提供工作。此《大事记》自1949—1999年,时间跨度为50年。书中列出的每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等五大经济数据都要我1人去搜集、查阅、整理和校正出来。光是到档案馆、统计局、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查阅收集资料就耗去了我近两个月时间。
       编辑党史书刊并不是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单一工作。我们还得同时穿插进行其他多项工作。在2003年,还穿插进行了整修杨白烈士墓,召开纪念杨白烈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和吴烨烈士诞辰90周年座谈会暨《吴烨烈士纪念文集》首发式;举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象山党史》为之专门刊发纪念特辑,并在《象山报》发表了纪念文章。总之,党史工作全面系统地开展,并没有“单打一”。
       由于编辑党史书刊的难度大、时间紧、人手实在紧张,临时穿插进行的各项工作任务又多,所以我们俩人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和《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两本党史著作没有在2003年完成,留下部分任务有待来年去完成。
       通过2003年一年的工作,我深感到象山党史工作的艰难和辛苦,也体味到从事党史工作的意义和光荣。所以当我的老同学、老同事问起我在县委党史研究室一年的工作感受时,我感慨地说:党史工作真是太忙、太苦、太累了!县委党史研究室可以说是县府大院里工作最忙、任务最重、工作最累的一个单位。吕国民同志确实是个干事业的人,名副其实的“工作狂”“事业狂”。跟他一起工作,最苦最累,但苦中有乐,拼搏中有成就。我们俩人配合默契、合作愉快。所以只要需要,我仍然愿意与吕国民同志一起工作,继续为象山党史事业作奉献!讲到“奉献”两字,决不是虚言。因为我在党史室工作的月薪只有550元,而工作量、工作劳累辛苦程度却要比县府大院子里其他在职干部还要大!
       2004年,我仍然应聘留在党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依然是我们两个人,办公条件依然艰苦,办公经费依然短缺。但党史工作任务却比上年度还要重。除了每年2—3期《象山党史》的编辑任务外,继续要完成上年度留下的《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和《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而且还要新增编辑《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1949—1999年)》的任务。况且此年度的党史纪念场馆建设和党史纪念活动任务也相当繁重。特别是编辑《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的时间跨度大(前后50年),牵涉内容广,问题复杂,要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编写和处理的难度特别大。但我们并没有被难住,而是尽心尽责、千方百计地去努力完成。
       2004年3月,党史研究室主动向县委上报了征编《中共象山地方史(1949—1978)》、象山县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党史第一批专题实施意见。经县委领导同意,县委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征编通知。我们积极发动全社会机关各部门及镇乡、街道的党员干部来撰写党史专题。各单位也上报了承担撰写专题的人员名单。我专门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和催报工作。由于撰写专题人员缺乏编写党史专题方面的业务知识,我们复印了各兄弟市、区已出版的党史专题集文章,提供给他们作参考样本,并对他们作专题培训辅导。当他们上门来咨询时,我们又耐心地作辅导。最忙的时候,党史研究室门庭若市,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待各单位陆续上报党史专题稿件后,我们又要忙着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各单位作进一步修改。许多稿子我们自己得亲自动手修改,难度大的稿子,得反复修改三四次。如由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包铭泉和县政法委副书记杜惠宗两同志负责撰写的《象山县揭批“四人帮”运动及受牵连的人和事》专题,前后撰写时间长达近一年,反复修改达四五次之多。最后还把文稿复印十余份,分发给县委、县政府的退休老领导审阅,提出他们的修改意见。形成统一意见后,再打印成正式稿,费了很大周折,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上报的专题稿,我们还逐个逐个地审阅、修改、把关,做到认真负责,不出重大差错。
       2004年的工作,除了完成编辑出版的党史书刊外,还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暨象山解放55周年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活动;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暨象山解放55周年纪念专辑。筹集资金4万余元,完成整修杨白烈士墓和吴烨烈士纪念碑等任务。
       完成上述任务,虽然有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有机关部门与有关镇乡街道配合和协助,但许多具体工作大都是吕国民同志一人经手操办的。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有时候累得生了病,但由于没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所以只得带病坚持工作,硬撑着病体继续干。“小车不倒只管推”,他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令人钦佩,令人感动。为此,曾有人私下好心地劝过他:“你这是何苦呢?这么辛苦,这么劳累,又没落个好。至今还只当个股级干部,连个副局级也没轮到。少干点,少编点,县里领导又不会批评你,何苦呢?”也有人当面不说,却背后议论,说吕国民是“自找苦吃,傻!”对他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有些人持不理解、不支持、不同情态度。一时间流言蜚语很多。这一时期,是县党史工作最困难时期,也是吕国民同志压力最大、工作最累,工作最困难的时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此种滋味,只有吕国民同志自己心里最清楚!
       面对这些批评和责难,吕国民同志毫不动摇,毫不退却!他坦然地对我说:“这是党的事业,总得有人干嘛!我不是没有缺点和毛病,但是既然担当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不论职位是高还是低,总得尽心尽职地把党史工作做好。我心甘情愿为党史工作作奉献,无悔无怨。让他们去说吧!党和人民总会客观公正地对待我的!”
       2003年、2004年两年下来,我县党史研究室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经过共同努力拼搏,党史工作出了不少成果。两年共编辑出版了六期党史期刊,而且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编排得体,政治性、思想性、可读性强,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上级党史部门的赞赏和肯定。《象山党史》在2004年被省委党史研究室通报表彰。在2004年5月至7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23万字)和《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41万字)。《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1949—1999年)》(一)随后也于2005年10月出版发行。多个纪念场馆建成,还先后举办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党史纪念活动。在党的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党史文章,吕国民同志的其中一篇文章获全国学术研讨会二等奖;还有一篇文章获市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由于象山的党史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引起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29日,省委党史研究室[2004]2号文件《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2004年工作要点》中专门提到要“总结推广象山的经验,积极利用党史纪念场馆,开展党史普及教育”。2004年6月21日,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董福顺专程来象山考察指导党史工作。他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我县的党史工作,特别推崇象山的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和党史纪念场馆建设工作。董福顺主任大加赞赏地说:“象山建成的党史纪念场馆,不仅数量多,而且社会效果好。”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莅临指导和表扬,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做好党史工作的信心。
       2005年,因我身体虚弱,糖尿病加重而不能坚持工作,离开党史研究室回家休养,县委党史办公室另外聘请离休干部黄传赓同志协助吕国民同志工作。但是,我已与党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在家休养,心系象山党史工作。吕国民同志经常与我电话联系,通报我县党史事业的发展新情况,新成果,使我倍受鼓舞。我也常常去县委党史办公室走走看看,了解党史工作的新情况、新信息,并时时拿回吕国民同志赠送的几本党史新著作。我在近两年的党史工作中,与吕国民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工作情谊,使我始终不能忘怀。
       通过2005年一年的休养,我的身体已得到基本康复。当在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返聘离休干部黄传赓同志因家庭和身体原因而要返家休息时,急需有人接替黄同志的工作岗位。吕国民同志就第一个想到了我。于是他第二次聘请我去党史研究室工作。说实话,我也确实想再次进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以尽我的绵薄之力,为象山党史事业作贡献!
       2006年1月4日我再次到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但县委党史办公室却面貌大变了,可以说是旧颜换新貌了。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人多了,办公经费增加了,格局也提升了,连小车也有了,打字员也配了,是副局级机构,由钱永兴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志书”这一线工作;吕国民同志改任副主任,主要分管“党史”这一线工作。党史研究室现在也改称为“党史办公室”。不过,吕国民同志的职务仍没提升,还是科股级干部。但是党史办公室人员却增加了,除吕国民同志这个在职的副主任外,还增聘了叶忠正、鲍先河、鲍斯强和我等四个退休人员,加上一名打字员,我们办公室共有6名工作人员,力量确实大大增强了。叶忠正老师是专门负责撰编《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的。虽然办公经费也增加了,每年可达10万余元,但是办公房子没有增加,还是两间用房,挤得很,2006年党史办公人员的增加,经费的增加,党史办格局的提升,这既是依靠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督促指导和关怀,也是依靠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当然也得力于吕国民同志的努力和积极争取。吕国民同志历经磨炼,饱经风霜严寒之苦,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他对党史事业也更加执著、更加勤奋、更加爱岗敬业了。我与其他几位返聘老师一起,全身心投入到党史办公室工作中,不遗余力,尽心尽责,同心合力地协助他搞好象山的党史事业。
       在2006年、2007年,我的主要任务是与办公室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参与《象山党史》的编辑、《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1949—1978)》(第二集)文稿的征集和编修、象山“抗损”课题调研,而且还要参与《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1919.5—1949.7)》的编修工作。这一时期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件事,即象山“抗损”课题调研工作和《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的编修工作。根据省委党史研究室2005年底下发的关于开展“抗损”课题调研工作的文件通知精神,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于2006年4月份即开始前期的调研准备工作。是年8月份,县委办公室转发了由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起草的《象山县抗战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调研实施方案》。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里,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大部分人员用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抗损”课题调研工作上了。我们既要到县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的象山抗战历史档案,摘抄、收集、整理有关“抗损”原始记录资料,又要下去指导帮助18个镇乡、街道有序地开展调研工作,并要对下面上报上来的史料进行核查、分析、分类、综合、编写,按照上级规范性要求,打印成稿,最后向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正式上报象山“抗损”课题调研资料。调研工作难度大、工作量大、耗费时间精力大,真是费尽周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成功了,取得了巨大的调研成果。县委党史办公室与全县18个镇乡、街道以及部分县级机关单位,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查阅收集历史原始档案资料,以及在《今日象山》、县电视台播发征集日军在象山罪行的文章启事等,搜集到大量“抗损”资料。其中,查阅档案近900卷,复印有关资料4000余张,填写证人证言及登记表格1360余张,征集到日军暴行文章80余篇,拍摄证人录像15盘,形成了“抗损”课题调研档案29卷。象山的“抗损”课题调研工作得到上级党史领导部门的表彰。在2009年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评为“抗损”课题调研工作先进集体。获此殊荣,我们全办人员倍感振奋和高兴!因为我们全办人员,包括鲍先河、鲍斯强、李伊仁和我都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和贡献!
       在集中时间精力,圆满完成“抗损”课题调研工作的同时,吕国民同志还重点抓了《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的编写工作。县委党史办公室对象山地方史一卷的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早就开始了,在2005年专门聘请叶忠正同志来承担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编撰工作。至2006年初,他就拿出了20万余字的初稿。为了使《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编写得更规范一些、更成熟一些,以确保史稿质量,吕国民同志又组织我参与此书稿的修改工作。其间,我专门集中近两个月时间,研读了浙江省内兄弟市、县、区已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版本,进行认真学习、观摩,并对中共象山历史第一卷的初稿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吕国民同志又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会议,专题讨论研究《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初稿布局结构调整和文字修改问题。叶忠正同志根据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吕国民同志的调整思路,在2006年、2007年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调整。此后,吕国民同志还把史稿提请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审稿,后经吕国民同志改写,现已上报市委党史研究室审定。由此可见,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在开展党史工作中,并没有“本末倒置”“不务正业”,并没有“单打一”,对《中共象山地方史》第一卷的编撰工作是重视的,是放上了重点位置的。当然,也无庸讳言,象山地方史的编修工作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比多数兄弟县市区的出版发行时间滞后了点,但我们正在努力赶上,并对《中共象山地方史》二卷的编修工作已着力加快进度,具体撰编人员已分工到位。
       在2006年和2007年,象山党史工作更上了一层楼,出了更多成果。《象山党史》在承继往年创办好的做法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上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在形式上,使期刊的印制质量,特别是彩色封面质量达到了新的较高水平,排版讲究规范得体,并增加了图片数量;其次,在内容上进一步凸显现实性和历史性。每期封面都刊印党的先进模范人物照片。刊登的文章,除反映现实中重大党史题材外,大多反映象山历史上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及有关重大事件。由于办刊思路创新,期刊质量优异,2006年《象山党史》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评为省级优秀党史期刊,为宁波市、县、区党史期刊中唯一获此荣誉的刊物。我作为《象山党史》的编辑之一,也为之感到光荣。当然,功劳主要归功于主编吕国民同志。
       其次,我们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在县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及镇乡街道的配合与协助下,筹集到220万元资金,修缮了王家谟烈士故居和烈士的塑像及墓道,建造了“八一”抗台纪念碑,重修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重修象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中,我与吴爱文老师一起,对全县160余位烈士的生平事迹进行调研考证,并重新进行撰写,纠正了原文中的许多错讹之处。为此事,我专门花去1个多月时间。县委党史办公室在2006年还积极组织操办了王家谟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吴德元烈士诞辰100周年活动;在2007年举办了沈本厚烈士诞辰100周年、南田暴动60周年等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吕国民同志大都唱“主角”,当“导演”,十分辛苦和劳累,还要听他人的讽言讽语。但他并无半点怨言,总是任劳任怨地默默为党史事业作奉献。以县委党史办公室为主导的修建象山党史纪念场馆、开展党史纪念活动等工作,得到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赞赏和肯定。2006年12月,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象山等地在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中打造的拳头产品,各具特色,异彩纷呈。”“2006年象山投入220万元重修革命烈士纪念馆、王家谟烈士故居,建造了象山抗台纪念碑等”“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对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县委党史办公室于2006年8月被宁波市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先进集体,吕国民同志也被评为省级党史工作先进工作者。我们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享受此种荣誉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我工作到2007年6月底,因自己糖尿病严重复发,象山中医院医生要我停止工作,入院治疗。我虽然还想与吕国民、叶忠正、鲍先河、鲍斯强等同志一起继续为党史工作出力,但无奈身体确实坚持不下去了,我只得于2007年7月初遗憾地离开了县委党史办公室,再次回家疗养。
       我在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先后共工作了3年多时间。我这个党史工作的“门外汉”,能够有幸参加党史工作,亲自经历象山党史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感到十分荣幸,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难得的记忆。我现在虽已超过古稀之年,但还经常牵挂着象山的党史工作。因此,借这次浙江省开展“热血写春秋—浙江党史30年巡礼”征文活动之际,把我这一段时间的党史工作经历撰写出来,以作纪念。并祝愿象山党史办的同志们继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作出新贡献,把象山党史工作进一步推向新阶段,新水平!
作者系原象山县经济发展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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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3 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我对象山党史工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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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原象山县经济委员会的机关退休干部。2003年2月12日,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吕国民同志打电话约我去他办公室商谈,想聘请我到他们办公室工作。我对党史研究工作是门外汉,可以说一窍不通。但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同意应聘去党史研究室工作。2月24日办了应聘手续,由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洪贤兴同志签字审批。商定月薪为550元,暂定聘用期一年。期满后若党史工作继续需要,再行办理聘用手续。
       谁料到,我这一进县委党史研究室,一干就是三年多。使我这个原本与党史工作无缘的机关退休干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参与到党史工作中来。在长达39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吕国民同志一起,甘苦与共,共同奋斗,为党史事业历尽千辛万苦,尝尽了酸甜苦辣。但苦中有乐,拼搏中有成果。亲自见证了象山党史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因此,我认为,对这一段时期的工作经历,值得珍惜和回忆。
       2003年3月3日,我第一次到县委党史研究室上班。当时的县委党史研究室是县委办公室属下的一个科(股)级单位。虽然在编制上明确规定有两个工作人员名额,但实际到位的,只有吕国民主任1人。他既是“官”,又是“兵”,光杆“司令”一个。另一名工作人员却迟迟没到位。省、市上级党史部门领导曾建议要加强象山党史研究室人员力量,增拨工作经费,但由于诸多原因而没有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办公室才决定临时聘用我到党史研究室当吕国民主任的助手。党史研究室的办公室经费也很少,没有经费预算计划,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只能向县政府“讨”着要一点。一年下来,也就万把元。连办《象山党史》期刊的资金也紧巴巴的,更不用说安排其他活动经费了。而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任务却很多,工作量很大,难度又很高。党史研究室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工作任务“特重”,工作人员“特少”,经费“特困”。
       面对如此的困境,怎么办?吕国民同志并没有被难倒。他有自己的一套工作韬略和应对办法。这就是“人少办大事,开门办党史”。人手少,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一个人当作几个人使,一天当作两天用。加班加点争时间,抢速度,提高工作效率。研究室人员力量不够,就实行“开门办党史”。全县建立党史工作网络系统,在党政机关各部、办、委、局和镇乡街道设立党史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制度,并充分发动离退休干部,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搞好象山党史工作。由于工作思路对头,方法得当,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能动性又高,所以我县党史研究室工作,在重重困难之下,坚实而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我县党史研究室,是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选定的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联系点。2001年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就是在象山召开的。上级党史领导部门对象山的党史工作十分重视。我县党史研究室也一直把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作为突出重点来抓:一是抓出版书刊,发表党史文章;二是抓修建党史纪念场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三是抓征集党史史料,抢救各种党史资料,积极探索有象山特色的以史育人的新路子、新办法。
       为了切实贯彻我县党史工作思路和计划工作目标,吕国民同志在2003年年初就给我们党史研究室确定了全年的几项工作任务:一、编辑发行《象山党史》2—3期;二、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三、编修《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四、按年内计划要求,组织修建党史纪念场馆,开展党史纪念活动;五、积极参加县里的与党史工作有关的各项工作任务。
       面对这些艰巨而繁重的党史工作任务,我作为一个从未做过党史工作的“生手”,确实也产生过畏难情绪,感到难以完成。但吕国民同志却信心十足地对我说:“你不用担心,事在人为嘛!只要我们俩人努力干,只要县委、县政府领导支持,充分发动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办党史,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他既然这么有信心,有把握,我也就放心地跟着他一起干了。
       吕国民同志认为,《象山党史》期刊是研究象山党史的阵地,宣传象山党史的窗口,征集党史资料的渠道,办好《象山党史》,刊登党史文章,对广大党员进行党史宣传教育,是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一定要办好,而且要办出《象山党史》的特色。他的思路是对的。但话虽这么说,具体操办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主要困难还是人手少,时间紧,稿源缺乏,需要同时穿插进行的其他任务多,不允许我们单一地抓党史期刊的编辑工作。面对千头万绪的党史工作任务,吕国民同志却能科学合理地安排各项工作,正确处理编辑《象山党史》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坚持“人少办大事,开门办党史”的工作方针,使之既能保证完成一年2—3期党史期刊的编辑发行任务,又能保证同时穿插进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我们党史研究室自己力量不足,就发动和依靠机关干部和离退休干部积极撰稿,共同办好《象山党史》。一批离退休干部如奚华杰、柳风、周义华等同志就一直坚持为《象山党史》写革命回忆录;原县委、县政府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如王庆祥、包铭泉、戴照勇、乐家凯、朱华庭等同志也经常为《象山党史》撰写党史方面的文章,稿件源源不断,为《象山党史》提供了优质稿件。我们则加班加点,精心挑选和修改稿件,严把政治关和质量关。吕国民同志更是呕心沥血,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创新编排,突出期刊的规范性、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对每期《象山党史》文稿的修改都要经历三四次。为了保证期刊的质量和按时发行,有时连节假日的休息时间都占用了,力求出精品。从而使《象山党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受到了党员干部的好评。
       在2003年,我们编辑发行了三期《象山党史》,而且还同时进行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和修改《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的初稿工作。工作量比较大。吕国民同志担当了主要的工作量。但是,他还是让我担任了《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的副主编和《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及《象山党史》的编辑。这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为了调动我的积极性,以充分发挥我这个助手的作用。但由此也增加了我的压力和工作量。在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中,我确实也担当起了重任,出了大力。既要到县档案馆查阅、搜集、整理上世纪50年代的县委文件原始档案,又要担当校正、编修工作。由于50年代县委机关的办公条件简陋,设备差,所以遗存下来的原始文件字迹模糊不清,被蛀蚀和霉烂变质之处甚多,校阅起来特别费力气,耗费时间也特别多。有时校阅一个文件,时间竟要长达五六天,可把我累苦了!在校编文件过程中,有一次我痔疮复发,不能坐着办公。为了抢时间,赶速度,保证按期完成选编任务,我只得坚持立着校对文件打印清样稿,直至把文件选编中的101只文件全部校正完毕,从而保证《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在2004年的7月按时出版发行。我们做此项工作的辛苦和劳累,真是“自苦自得知”啊!
       我不但要负责编辑《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还要参与《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初稿的文字修改和年度经济数据的提供工作。此《大事记》自1949—1999年,时间跨度为50年。书中列出的每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等五大经济数据都要我1人去搜集、查阅、整理和校正出来。光是到档案馆、统计局、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查阅收集资料就耗去了我近两个月时间。
       编辑党史书刊并不是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单一工作。我们还得同时穿插进行其他多项工作。在2003年,还穿插进行了整修杨白烈士墓,召开纪念杨白烈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和吴烨烈士诞辰90周年座谈会暨《吴烨烈士纪念文集》首发式;举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象山党史》为之专门刊发纪念特辑,并在《象山报》发表了纪念文章。总之,党史工作全面系统地开展,并没有“单打一”。
       由于编辑党史书刊的难度大、时间紧、人手实在紧张,临时穿插进行的各项工作任务又多,所以我们俩人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和《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两本党史著作没有在2003年完成,留下部分任务有待来年去完成。
       通过2003年一年的工作,我深感到象山党史工作的艰难和辛苦,也体味到从事党史工作的意义和光荣。所以当我的老同学、老同事问起我在县委党史研究室一年的工作感受时,我感慨地说:党史工作真是太忙、太苦、太累了!县委党史研究室可以说是县府大院里工作最忙、任务最重、工作最累的一个单位。吕国民同志确实是个干事业的人,名副其实的“工作狂”“事业狂”。跟他一起工作,最苦最累,但苦中有乐,拼搏中有成就。我们俩人配合默契、合作愉快。所以只要需要,我仍然愿意与吕国民同志一起工作,继续为象山党史事业作奉献!讲到“奉献”两字,决不是虚言。因为我在党史室工作的月薪只有550元,而工作量、工作劳累辛苦程度却要比县府大院子里其他在职干部还要大!
       2004年,我仍然应聘留在党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依然是我们两个人,办公条件依然艰苦,办公经费依然短缺。但党史工作任务却比上年度还要重。除了每年2—3期《象山党史》的编辑任务外,继续要完成上年度留下的《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和《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而且还要新增编辑《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1949—1999年)》的任务。况且此年度的党史纪念场馆建设和党史纪念活动任务也相当繁重。特别是编辑《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的时间跨度大(前后50年),牵涉内容广,问题复杂,要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编写和处理的难度特别大。但我们并没有被难住,而是尽心尽责、千方百计地去努力完成。
       2004年3月,党史研究室主动向县委上报了征编《中共象山地方史(1949—1978)》、象山县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党史第一批专题实施意见。经县委领导同意,县委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征编通知。我们积极发动全社会机关各部门及镇乡、街道的党员干部来撰写党史专题。各单位也上报了承担撰写专题的人员名单。我专门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和催报工作。由于撰写专题人员缺乏编写党史专题方面的业务知识,我们复印了各兄弟市、区已出版的党史专题集文章,提供给他们作参考样本,并对他们作专题培训辅导。当他们上门来咨询时,我们又耐心地作辅导。最忙的时候,党史研究室门庭若市,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待各单位陆续上报党史专题稿件后,我们又要忙着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各单位作进一步修改。许多稿子我们自己得亲自动手修改,难度大的稿子,得反复修改三四次。如由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包铭泉和县政法委副书记杜惠宗两同志负责撰写的《象山县揭批“四人帮”运动及受牵连的人和事》专题,前后撰写时间长达近一年,反复修改达四五次之多。最后还把文稿复印十余份,分发给县委、县政府的退休老领导审阅,提出他们的修改意见。形成统一意见后,再打印成正式稿,费了很大周折,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上报的专题稿,我们还逐个逐个地审阅、修改、把关,做到认真负责,不出重大差错。
       2004年的工作,除了完成编辑出版的党史书刊外,还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暨象山解放55周年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活动;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暨象山解放55周年纪念专辑。筹集资金4万余元,完成整修杨白烈士墓和吴烨烈士纪念碑等任务。
       完成上述任务,虽然有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有机关部门与有关镇乡街道配合和协助,但许多具体工作大都是吕国民同志一人经手操办的。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有时候累得生了病,但由于没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所以只得带病坚持工作,硬撑着病体继续干。“小车不倒只管推”,他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令人钦佩,令人感动。为此,曾有人私下好心地劝过他:“你这是何苦呢?这么辛苦,这么劳累,又没落个好。至今还只当个股级干部,连个副局级也没轮到。少干点,少编点,县里领导又不会批评你,何苦呢?”也有人当面不说,却背后议论,说吕国民是“自找苦吃,傻!”对他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有些人持不理解、不支持、不同情态度。一时间流言蜚语很多。这一时期,是县党史工作最困难时期,也是吕国民同志压力最大、工作最累,工作最困难的时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此种滋味,只有吕国民同志自己心里最清楚!
       面对这些批评和责难,吕国民同志毫不动摇,毫不退却!他坦然地对我说:“这是党的事业,总得有人干嘛!我不是没有缺点和毛病,但是既然担当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不论职位是高还是低,总得尽心尽职地把党史工作做好。我心甘情愿为党史工作作奉献,无悔无怨。让他们去说吧!党和人民总会客观公正地对待我的!”
       2003年、2004年两年下来,我县党史研究室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经过共同努力拼搏,党史工作出了不少成果。两年共编辑出版了六期党史期刊,而且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编排得体,政治性、思想性、可读性强,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上级党史部门的赞赏和肯定。《象山党史》在2004年被省委党史研究室通报表彰。在2004年5月至7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99年)》(23万字)和《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1956年)》(41万字)。《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1949—1999年)》(一)随后也于2005年10月出版发行。多个纪念场馆建成,还先后举办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党史纪念活动。在党的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党史文章,吕国民同志的其中一篇文章获全国学术研讨会二等奖;还有一篇文章获市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由于象山的党史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引起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29日,省委党史研究室[2004]2号文件《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2004年工作要点》中专门提到要“总结推广象山的经验,积极利用党史纪念场馆,开展党史普及教育”。2004年6月21日,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董福顺专程来象山考察指导党史工作。他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我县的党史工作,特别推崇象山的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和党史纪念场馆建设工作。董福顺主任大加赞赏地说:“象山建成的党史纪念场馆,不仅数量多,而且社会效果好。”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莅临指导和表扬,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做好党史工作的信心。
       2005年,因我身体虚弱,糖尿病加重而不能坚持工作,离开党史研究室回家休养,县委党史办公室另外聘请离休干部黄传赓同志协助吕国民同志工作。但是,我已与党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在家休养,心系象山党史工作。吕国民同志经常与我电话联系,通报我县党史事业的发展新情况,新成果,使我倍受鼓舞。我也常常去县委党史办公室走走看看,了解党史工作的新情况、新信息,并时时拿回吕国民同志赠送的几本党史新著作。我在近两年的党史工作中,与吕国民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工作情谊,使我始终不能忘怀。
       通过2005年一年的休养,我的身体已得到基本康复。当在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返聘离休干部黄传赓同志因家庭和身体原因而要返家休息时,急需有人接替黄同志的工作岗位。吕国民同志就第一个想到了我。于是他第二次聘请我去党史研究室工作。说实话,我也确实想再次进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以尽我的绵薄之力,为象山党史事业作贡献!
       2006年1月4日我再次到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但县委党史办公室却面貌大变了,可以说是旧颜换新貌了。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人多了,办公经费增加了,格局也提升了,连小车也有了,打字员也配了,是副局级机构,由钱永兴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志书”这一线工作;吕国民同志改任副主任,主要分管“党史”这一线工作。党史研究室现在也改称为“党史办公室”。不过,吕国民同志的职务仍没提升,还是科股级干部。但是党史办公室人员却增加了,除吕国民同志这个在职的副主任外,还增聘了叶忠正、鲍先河、鲍斯强和我等四个退休人员,加上一名打字员,我们办公室共有6名工作人员,力量确实大大增强了。叶忠正老师是专门负责撰编《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的。虽然办公经费也增加了,每年可达10万余元,但是办公房子没有增加,还是两间用房,挤得很,2006年党史办公人员的增加,经费的增加,党史办格局的提升,这既是依靠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的督促指导和关怀,也是依靠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当然也得力于吕国民同志的努力和积极争取。吕国民同志历经磨炼,饱经风霜严寒之苦,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他对党史事业也更加执著、更加勤奋、更加爱岗敬业了。我与其他几位返聘老师一起,全身心投入到党史办公室工作中,不遗余力,尽心尽责,同心合力地协助他搞好象山的党史事业。
       在2006年、2007年,我的主要任务是与办公室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参与《象山党史》的编辑、《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专题集(1949—1978)》(第二集)文稿的征集和编修、象山“抗损”课题调研,而且还要参与《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1919.5—1949.7)》的编修工作。这一时期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件事,即象山“抗损”课题调研工作和《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的编修工作。根据省委党史研究室2005年底下发的关于开展“抗损”课题调研工作的文件通知精神,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于2006年4月份即开始前期的调研准备工作。是年8月份,县委办公室转发了由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起草的《象山县抗战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调研实施方案》。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里,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大部分人员用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抗损”课题调研工作上了。我们既要到县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的象山抗战历史档案,摘抄、收集、整理有关“抗损”原始记录资料,又要下去指导帮助18个镇乡、街道有序地开展调研工作,并要对下面上报上来的史料进行核查、分析、分类、综合、编写,按照上级规范性要求,打印成稿,最后向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正式上报象山“抗损”课题调研资料。调研工作难度大、工作量大、耗费时间精力大,真是费尽周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成功了,取得了巨大的调研成果。县委党史办公室与全县18个镇乡、街道以及部分县级机关单位,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查阅收集历史原始档案资料,以及在《今日象山》、县电视台播发征集日军在象山罪行的文章启事等,搜集到大量“抗损”资料。其中,查阅档案近900卷,复印有关资料4000余张,填写证人证言及登记表格1360余张,征集到日军暴行文章80余篇,拍摄证人录像15盘,形成了“抗损”课题调研档案29卷。象山的“抗损”课题调研工作得到上级党史领导部门的表彰。在2009年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评为“抗损”课题调研工作先进集体。获此殊荣,我们全办人员倍感振奋和高兴!因为我们全办人员,包括鲍先河、鲍斯强、李伊仁和我都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和贡献!
       在集中时间精力,圆满完成“抗损”课题调研工作的同时,吕国民同志还重点抓了《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的编写工作。县委党史办公室对象山地方史一卷的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早就开始了,在2005年专门聘请叶忠正同志来承担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编撰工作。至2006年初,他就拿出了20万余字的初稿。为了使《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编写得更规范一些、更成熟一些,以确保史稿质量,吕国民同志又组织我参与此书稿的修改工作。其间,我专门集中近两个月时间,研读了浙江省内兄弟市、县、区已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版本,进行认真学习、观摩,并对中共象山历史第一卷的初稿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吕国民同志又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会议,专题讨论研究《中共象山地方史》一卷初稿布局结构调整和文字修改问题。叶忠正同志根据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吕国民同志的调整思路,在2006年、2007年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调整。此后,吕国民同志还把史稿提请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审稿,后经吕国民同志改写,现已上报市委党史研究室审定。由此可见,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在开展党史工作中,并没有“本末倒置”“不务正业”,并没有“单打一”,对《中共象山地方史》第一卷的编撰工作是重视的,是放上了重点位置的。当然,也无庸讳言,象山地方史的编修工作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比多数兄弟县市区的出版发行时间滞后了点,但我们正在努力赶上,并对《中共象山地方史》二卷的编修工作已着力加快进度,具体撰编人员已分工到位。
       在2006年和2007年,象山党史工作更上了一层楼,出了更多成果。《象山党史》在承继往年创办好的做法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上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在形式上,使期刊的印制质量,特别是彩色封面质量达到了新的较高水平,排版讲究规范得体,并增加了图片数量;其次,在内容上进一步凸显现实性和历史性。每期封面都刊印党的先进模范人物照片。刊登的文章,除反映现实中重大党史题材外,大多反映象山历史上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及有关重大事件。由于办刊思路创新,期刊质量优异,2006年《象山党史》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评为省级优秀党史期刊,为宁波市、县、区党史期刊中唯一获此荣誉的刊物。我作为《象山党史》的编辑之一,也为之感到光荣。当然,功劳主要归功于主编吕国民同志。
       其次,我们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在县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及镇乡街道的配合与协助下,筹集到220万元资金,修缮了王家谟烈士故居和烈士的塑像及墓道,建造了“八一”抗台纪念碑,重修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重修象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中,我与吴爱文老师一起,对全县160余位烈士的生平事迹进行调研考证,并重新进行撰写,纠正了原文中的许多错讹之处。为此事,我专门花去1个多月时间。县委党史办公室在2006年还积极组织操办了王家谟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吴德元烈士诞辰100周年活动;在2007年举办了沈本厚烈士诞辰100周年、南田暴动60周年等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吕国民同志大都唱“主角”,当“导演”,十分辛苦和劳累,还要听他人的讽言讽语。但他并无半点怨言,总是任劳任怨地默默为党史事业作奉献。以县委党史办公室为主导的修建象山党史纪念场馆、开展党史纪念活动等工作,得到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赞赏和肯定。2006年12月,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象山等地在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中打造的拳头产品,各具特色,异彩纷呈。”“2006年象山投入220万元重修革命烈士纪念馆、王家谟烈士故居,建造了象山抗台纪念碑等”“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对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县委党史办公室于2006年8月被宁波市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先进集体,吕国民同志也被评为省级党史工作先进工作者。我们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享受此种荣誉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我工作到2007年6月底,因自己糖尿病严重复发,象山中医院医生要我停止工作,入院治疗。我虽然还想与吕国民、叶忠正、鲍先河、鲍斯强等同志一起继续为党史工作出力,但无奈身体确实坚持不下去了,我只得于2007年7月初遗憾地离开了县委党史办公室,再次回家疗养。
       我在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先后共工作了3年多时间。我这个党史工作的“门外汉”,能够有幸参加党史工作,亲自经历象山党史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感到十分荣幸,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难得的记忆。我现在虽已超过古稀之年,但还经常牵挂着象山的党史工作。因此,借这次浙江省开展“热血写春秋—浙江党史30年巡礼”征文活动之际,把我这一段时间的党史工作经历撰写出来,以作纪念。并祝愿象山党史办的同志们继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作出新贡献,把象山党史工作进一步推向新阶段,新水平!
作者系原象山县经济发展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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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3 11:10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我和《象山党史》
史善祥

     《象山党史》创刊已有30年了,有关方面正在筹划并开展“象山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闻之令人振奋不已!30年是什么含义呢?正好与我们国家进入划时代的“改革开放”同岁,这说明《象山党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象山党史》必定要以创新的精神办好这个刊物,也就是以创新的精神做好存史、资政、育人的工作。主编吕国民同志于2003年《象山党史》第一期上所刊的文章:《创新:党史工作的生命》全面阐述了“创新”对于办好党刊的重要性。综观十多年的办刊实践,《象山党史》杂志确确实实是忠实地履行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创新精神的。
我和《象山党史》已有十余年的文缘,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忠实读者。每期《象山党史》邮到,我都是从头看到末一字不漏,就是《象山党史工作简讯》和党史办编写的工作计划、总结等也是仔细阅读。为什么?当然,首先是对党的感情,特别是故乡来的党的信息,更具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趁此“象山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进行之机,谈谈我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象山党史》秉着创新精神,在存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确是下了苦功夫。
       资政、育人的前提是存史,这是党史工作的基础条件。象山县委党史办在人手少、经费少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做好存史工作。象山县委党史办在搜集挖掘人物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在革命活动的载体──场、馆、墓和故居等的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象山县委党史办从2001年筹资兴建新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起,每年都有党史载体新建设陈列于世。诸如建造南田暴动纪念壁、纪念亭、涂茨革命烈士纪念碑,整修贺威圣、陈照华烈士的坟墓和故居,整修杨白烈士墓,建造吴烨烈士纪念碑,修建中共象山工委诞生地“山海楼”等等。这一切,对今人和后人极具教育意义。
       在搜集革命人物的史料方面,有的已是属于抢救性质。如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定海县委书记、现定居上海的张雪痕同志(原名张亚华)当时已九十多岁,象山县委党史办同志多次到上海当面采访,并在《象山党史》上多期连载他的革命活动史实。再如在象山县委党史办的委托和支持下,吴烨烈士的胞弟吴爱文四处奔走搜集吴烨的革命史迹。后在吴烨的遗著中发现,1935年他在上海时曾与一位名杨嘉昌的文艺人一同进行革命活动。吴爱文要我们打听杨嘉昌其人,以便获得吴烨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我于2006年4月持上海市总工会的介绍信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联系,得知杨嘉昌原来就是著名的木刻家杨可扬。惜乎杨老年时已高且长期卧病,丧失记忆,已无法提供70多年前的事了。由此可见,存史也决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二、《象山党史》使我了解了“昨日象山”。
       从《象山党史》中使我得悉,原来家乡还有这么些中共早期党员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宝贵生命,真是令人高山仰止!
抗战时期我曾经认识张亚华(即张雪痕)赖大滋和周斌(丹城西门外高背坵人,抗战时曾任教于西周镇小学)当时只是约略知道,他们曾经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其他就不甚了了。通过《象山党史》,我知道了贺刚峰就是贺威圣烈士,也知道了杨白、王家谟和沈本厚等烈士的革命事迹。这份刊物也使得我与一直仰慕的中共象山工委委员史中平同志(已去世)取得了联系。
这一切使我更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胜利之来之不易的认识。

三、《象山党史》使我更多了解了“今日象山”。
       我于1924年出生在上海,从我父亲(清末民初到上海) 起,已有四代人居住上海,但是我们的户籍籍贯都明白写着浙江省象山县,我们是象山人。在旧社会,象山人在上海是遭人轻视的,上海人有句闻话:“象山人扯谈,番薯干当饭”。象山人在上海,男性是不做裁缝就是当木匠,女性大多是做“娘姨”的(现在称保姆)。抗战时期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乡度过,那时象山是只有26万人口的一个三等县,番薯干当饭的味道我也尝过,那时除少数地主富商外,大多数人民只能用“贫困”两个字概括。
       从《象山党史》中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4.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0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11000元, 并被授予中国梭子蟹之乡、中国生态休闲旅游示范区的称号。象山港大桥主桥、引桥、按线全面动建。“四大民生行动计划”扎实实施。2010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4.5亿元,增长9%,城镇居名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渔)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7%。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一组黄金数字啊!
       现在象山人在上海的处境更是今非昔比。象山的建筑公司在建筑单位林立的上海滩,不但早已打开局面,而且已经牢牢地站稳脚跟,以优良工程取信于市,大为象山人争光添彩!象山海鲜也已是名闻遐迩,“象山海鲜”店招牌随处可见,而且声誉良好。
这一切的一切,象山同全国一样,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伟大的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奋图强创造的奇迹!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象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壮大道上必将更创辉煌业绩!
最后,祝愿《象山党史》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上海市总工会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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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3 11:11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我和《象山党史》
史善祥

     《象山党史》创刊已有30年了,有关方面正在筹划并开展“象山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闻之令人振奋不已!30年是什么含义呢?正好与我们国家进入划时代的“改革开放”同岁,这说明《象山党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象山党史》必定要以创新的精神办好这个刊物,也就是以创新的精神做好存史、资政、育人的工作。主编吕国民同志于2003年《象山党史》第一期上所刊的文章:《创新:党史工作的生命》全面阐述了“创新”对于办好党刊的重要性。综观十多年的办刊实践,《象山党史》杂志确确实实是忠实地履行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创新精神的。
我和《象山党史》已有十余年的文缘,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忠实读者。每期《象山党史》邮到,我都是从头看到末一字不漏,就是《象山党史工作简讯》和党史办编写的工作计划、总结等也是仔细阅读。为什么?当然,首先是对党的感情,特别是故乡来的党的信息,更具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趁此“象山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进行之机,谈谈我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一、《象山党史》秉着创新精神,在存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确是下了苦功夫。
       资政、育人的前提是存史,这是党史工作的基础条件。象山县委党史办在人手少、经费少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做好存史工作。象山县委党史办在搜集挖掘人物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在革命活动的载体──场、馆、墓和故居等的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象山县委党史办从2001年筹资兴建新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起,每年都有党史载体新建设陈列于世。诸如建造南田暴动纪念壁、纪念亭、涂茨革命烈士纪念碑,整修贺威圣、陈照华烈士的坟墓和故居,整修杨白烈士墓,建造吴烨烈士纪念碑,修建中共象山工委诞生地“山海楼”等等。这一切,对今人和后人极具教育意义。
       在搜集革命人物的史料方面,有的已是属于抢救性质。如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定海县委书记、现定居上海的张雪痕同志(原名张亚华)当时已九十多岁,象山县委党史办同志多次到上海当面采访,并在《象山党史》上多期连载他的革命活动史实。再如在象山县委党史办的委托和支持下,吴烨烈士的胞弟吴爱文四处奔走搜集吴烨的革命史迹。后在吴烨的遗著中发现,1935年他在上海时曾与一位名杨嘉昌的文艺人一同进行革命活动。吴爱文要我们打听杨嘉昌其人,以便获得吴烨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我于2006年4月持上海市总工会的介绍信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联系,得知杨嘉昌原来就是著名的木刻家杨可扬。惜乎杨老年时已高且长期卧病,丧失记忆,已无法提供70多年前的事了。由此可见,存史也决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二、《象山党史》使我了解了“昨日象山”。
       从《象山党史》中使我得悉,原来家乡还有这么些中共早期党员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宝贵生命,真是令人高山仰止!
抗战时期我曾经认识张亚华(即张雪痕)赖大滋和周斌(丹城西门外高背坵人,抗战时曾任教于西周镇小学)当时只是约略知道,他们曾经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其他就不甚了了。通过《象山党史》,我知道了贺刚峰就是贺威圣烈士,也知道了杨白、王家谟和沈本厚等烈士的革命事迹。这份刊物也使得我与一直仰慕的中共象山工委委员史中平同志(已去世)取得了联系。
这一切使我更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胜利之来之不易的认识。

三、《象山党史》使我更多了解了“今日象山”。
       我于1924年出生在上海,从我父亲(清末民初到上海) 起,已有四代人居住上海,但是我们的户籍籍贯都明白写着浙江省象山县,我们是象山人。在旧社会,象山人在上海是遭人轻视的,上海人有句闻话:“象山人扯谈,番薯干当饭”。象山人在上海,男性是不做裁缝就是当木匠,女性大多是做“娘姨”的(现在称保姆)。抗战时期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乡度过,那时象山是只有26万人口的一个三等县,番薯干当饭的味道我也尝过,那时除少数地主富商外,大多数人民只能用“贫困”两个字概括。
       从《象山党史》中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4.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0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11000元, 并被授予中国梭子蟹之乡、中国生态休闲旅游示范区的称号。象山港大桥主桥、引桥、按线全面动建。“四大民生行动计划”扎实实施。2010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4.5亿元,增长9%,城镇居名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渔)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7%。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一组黄金数字啊!
       现在象山人在上海的处境更是今非昔比。象山的建筑公司在建筑单位林立的上海滩,不但早已打开局面,而且已经牢牢地站稳脚跟,以优良工程取信于市,大为象山人争光添彩!象山海鲜也已是名闻遐迩,“象山海鲜”店招牌随处可见,而且声誉良好。
这一切的一切,象山同全国一样,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伟大的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奋图强创造的奇迹!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象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壮大道上必将更创辉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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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3 1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朴素的仪表,朴素的办公室,虽不了解可以断定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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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3 11:12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象山党史工作成绩突出
乐家凯

       我是一名商业工作者,在过去50多年纷繁而又紧张的工作岗位上,无暇顾及党史的研究和学习,对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和重大作用认识不足,知之甚少。到上世纪末,我退居了二线,才逐渐接触到象山党史研究这一领域,开始阅读并学习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的《象山党史》刊物和有关书籍资料,感觉很新鲜、很爱读,有时甚至爱不释手。因为本县的党史、革命史看得见、摸得着,贴近实际,更加真实可信,更能打动读者的心,更具教育激励作用。通过党史书刊的学习,我对象山地下党斗争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过去模糊不清的历史片段更加清晰明了。由此促使我也参与了整理撰写《象山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象山国合商业的发展历程》《〈商业四十条〉在象山的贯彻》《解放以来象山人民生活的变化》等党史专题文章。从而,进一步促使我对开展党史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体会到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工作艰苦踏实,深入广泛,工程浩大,研究成果辉煌,对启迪教育干部群众所起的作用显著。

一、 象山党史研究工作深入广泛、成绩突出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自上世纪80年代恢复建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党史研究宣传和资料整理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编辑《象山党史资料》《象山党史》刊物60期,《党史工作简讯》10期,出版了贺威圣、王家谟、殷夫、吴烨等革命烈士的纪念文集,整理了140多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工作更趋广泛深入。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7—1978.12)》,反映18位烈士英勇业绩的《象山英烈》一书(全省党史部门获奖)。先后修建了贺威圣、吴烨烈士纪念碑,修缮了贺威圣、陈照华、王家谟等烈士纪念馆,还分别在东陈、茅洋、高塘岛、新桥、涂茨等也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精心举办了纪念贺威圣、王家谟、殷夫烈士诞辰100周年等一系列活动,县委召开了纪念大会、座谈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以后,紧跟形势与时俱进,开展象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专题征编工作,担负了编纂象山县改革开放30年来伟大成就的资料编纂工作,还出版了《象山改革开放二十年》《象山改革开放三十年》。编纂出版了《象山浪涛集》(第一集、第二集),翔实记述了象山党组织创建发展及其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2007年开始,负责开展抗战时期日军在象山暴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县各乡镇、村庄全面发动,征集了大量的证人证言、文字、图片等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日军在象山的累累暴行,唤起了象山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创业强国、立志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
       以上简要罗列的工作只是我所了解和记忆的部分,但已足以说明象山党史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入程度,也能反映出象山党史研究工作的成绩突出,成果辉煌。

二、象山党史宣传育人、启迪后人作用显著
       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编辑出版的一系列书刊资料以及修建开辟的各项烈士陵墓、纪念碑、纪念馆等党史教育基地,详实地反映了象山早年地下党创建、活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情况,而且真实记述了革命烈士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斗争精神,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对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留下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有多少人因阅读了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的党史资料,受感动而励志;有多少人在每年清明节到烈士陵墓祭扫烈士英灵,缅怀英烈业绩而激起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弘扬象山精神、积极投身于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就我而言,在读到一些党史资料时,常常感动不已,深受教育。例如,象山早年党的革命家贺威圣烈士,虽然与我是同村人,但我对其过去革命活动情况知之不详,认为不值得学习崇敬他:一是他是贺家大地主出身,二是国民党为他树碑立传。改革开放后,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出版了《贺威圣烈士纪念文集》,县委还举办了贺威圣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我从中了解到他在1924年不久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来象山指导杨白创建了中共象山地方党组织,在任杭州地委书记期间策动省长夏超投向革命而被捕就义,只有25岁。学习了烈士这段光辉历史,我进一步激起了对这位浙江最早献身于革命的领导人的无限崇敬,以后几次回家乡去参观他的故居和史迹陈列室,还与他人一起捐款为他立了一座简朴的纪念碑。
       又如在看到了2004年《象山党史》第2期刊登吴谨卿撰写的《象山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一文,我被她在1949年解放前夕冒死奔到南庄上吴村革命活动联络站通风报信、掩护正被国民党抓捕的热血青年陈明鸿、吴三宝、郑达夫、吴锡林等隐蔽脱险的事迹所感动。出于对此事的惊奇和对吴谨卿的敬仰,当晚我就按文中提示的丹城东街28号去找吴谨卿,意在当面与她进一步核实了解当时的情况。进门时,她一家正吃完晚饭,她和丈夫、离休干部陈明鸿热情接待了我。我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后表示了对她(他)们深深的敬意。
最近几年《象山党史》陆续刊登了《险夷原不滞胸中》《父亲赖大滋的革命生涯》《壮志未酬身先死,留下遗孤慰英魂》等文章,真实反映了张雪痕、赖大滋、史奇涛等革命前辈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的革命英勇主义精神,给后人以极大的教育和启发。

三、象山党史办公室精简高效、职责到位
       凭我接触了解,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长期只配备一名专职干部,平时搞专题研究时,聘用1名退休干部,近几年增加了几名。至今只有两间小小的简陋办公室,可说是拥挤不堪,而他们却担负了解放前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调查研究和整理编写的任务,对象山解放前各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做到深入挖掘,精心核查,认真甄别,去伪存真,一丝不苟;对解放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实做到实事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以与时俱进的要求来服务开创未来的大局。完成如此大量繁杂又艰巨任务,充分体现了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职责到位、精简高效,也诠释出从事党史工作者尽心尽责、爱岗敬业、不计名利地位、无私奉献的精神。
       例如,在2004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征编工作中,县委党史办公室要在各部门、乡镇选送的60多篇专题研究的初稿(近100万字)进行审核鉴别,然后从标题立意、文章结构到措辞文法都帮助指导修改,不同部门行业的专用名词、俗语都要熟悉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经验教训都要正确定论、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而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斟酌仔细推敲,使出版的《象山县社会主义时期专题集(1949.7—1978.12)》(第一集)达到较高的质量。
作者系原象山县商业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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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巡礼象山党史办
王艾村
        早春的一天,上世纪80年代任宁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应文天同志来到我家,带来一期象山县委党史办编辑出版的《象山党史》和一本厚厚的《半岛英魂──王家谟纪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给我看,并盛赞主编吕国民同志的工作热忱。他虽原籍象山,但在宁海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且退休已十有余年,疏于与故乡党委联系,不意迈年党史办竟频频寄来有关党史资料,倍觉亲切感人。我接过粗略翻阅,觉得这特请省著名老书法家姜东舒写题刊头的“象山党史”,气势赫赫,不同凡响。再把那厚重的王家谟纪念文集的序文、照片、烈士遗著选辑、有关资料辑存、纪念文章选辑等目录及后记大体泛观一边,觉得他们为烈士所倾注的心血非同小可,让人隐隐感到有颗火热的心在书上砰砰跳动──象山党史办有个忠于职守、热爱党史工作的好同志,令人钦佩。
       尤其令人颇感意外的是,4月5日吕国民同志竟给我打来了热忱洋溢的电话,说是他早在2001年筹备由南田暴动55周年前夕由已故原象山县人大副主任孙苗同志建议,向宁海老同志发邀请的名单有我名字,惜我未能出席而不曾谋面。近因得悉我编写了一本《殷夫年谱》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特邀请我能带些殷夫史料去象山聚唔,并表示将派车来接我。近些年,我常听到一些朋友发感慨,说当下机关干部不了解过去,不注重历史,对老同志缺乏感情。不想邻县与我素昧平生的吕国民同志,居然会给我来了这么一招,着实令人感戴莫名,我自当欣然从命前往。
       吕国民同志一见如故,热忱可掬,随即送我多份他们的工作简讯和资料,并拟邀请几位与我相识的老同志一同聚餐。我婉谢了他的盛情厚意,但求形式简朴,坦诚交谈就好。在当晚他的侃侃而谈中,我得悉他曾在省委党校受教三年。为宣扬党的革命传统,修缮烈士故居,建立纪念场馆,出版纪念文集(他又送我《王家谟纪念文集》《象山浪涛集(一)》),搜集资料,筹集资金,殚精竭虑,四处奔走,不辞辛劳。这种奉献党史事业的精神,令人很受教育、鼓舞。不但如此,他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如利用现代化的影视手段,使群众在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他有个雄心壮志:要把象山县的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全国一流的水准。似这般的胸怀抱负,怎不令人感到可钦可敬?!
       翌日,他让助手史复明同志陪我驱车往访殷夫故居与贺威圣故居。殷夫故居,我过去曾多次参观过,比较热悉;对贺威圣烈士的史事简历虽也略有所知,但其故居还是首次到达。当我站在故居前晒场旁瞻仰那高耸的方形纪念塔后,心里不由暗暗沉思,这(似为砖头石灰砌成的)纪念塔,怎么仅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出面?我感到有些不解。步入故居那小小的又有点杂乱的院子,见到二间陈列室。前一间陈列着当年烈士家的部分家具、遗物,后一间三面围挂着图片文字镜框版面,简略介绍着烈士短暂的生平事迹。贺威圣烈士和早年辛亥革命的许多烈士相似,他们都是出身于殷富之家的知识分子,由于关注人民疾苦和国家民族的前途而追求真理,满腔热情忘我地投身革命,直至最后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我踯躅在烈士陈列室里,再一次感慨我党当年强调阶级论,歧视知识分子的偏颇与谬误。
       出得烈士故居,见一位穿制服的老人向我们迎面走来,并微笑致意。看来他是闻我们特地驱车来访,可能还误会了我们的身份,怀着个希望,代表当地群众来向我们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他态度和善,言语恳切,思路清晰地说,他们村的贺威圣烈士,与县里所有烈士比较,有三个最:入党最早,在党内职务最高,牺牲也最早。现在王家谟故居,尤其是殷夫故居搞得那么像样,而贺威圣的故居,不仅显得寒酸,还连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也不是,相比之下,反差实在太大。我不能使他过于失望,惟有频频点头躬身,表示一定帮助向县级有关部门反映。事后得悉,贺威圣烈士墓,已经批准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其故居缘何未得一同公布呢?我不了解象山的情况。或许象山文物部门有其具体的难处和苦衷。但想把我党这位大革命时期国家级烈士的故居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事。事后,经吕国民同志解释,殷夫故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建成,筹集的经费较充足。二十一世纪以来王家谟故居和贺威圣故居的修缮主要由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主要原因是贺威圣故居修缮时经费没有得到足够保障,而修缮王家谟故居的经费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我悉然了,相信不久的将来,贺威圣故居的面貌定能改观。                     
                                                                                                                         (作者系宁海县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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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省“党史工作30年巡礼”活动征文.象山


忆与吕国民同志一起的党史工作
黄传赓

一、要做人民的公仆,先做人民学生

       1997年秋,我还在编写《象山城乡建设志》时,吕国民同志为组织编写《象山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来到建设志办公室征集资料,并要我去县委党史研究室帮助整理档案资料。我马上想起不久前,他的岳父林谊秀曾与我谈起女婿吕国民时说:“我这个女婿是个工作狂,一天到晚忙着工作,常在家长夜看资料、写文章。”想到此,我就相信吕国民同志工作忙,便向包铭泉副主笔禀报,自己想去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档案几个月,不会耽误建志进度。吕国民同志也向包铭泉说:“县委党史研究室人事变动多,档案乱堆乱放,查起来很麻烦,现在省、市党史研究室专门规范档案,其他县市都已完成,我室连档案员也没有,上面又要检查,成了当务之急。”包铭泉听后说:“只要黄传赓不误建志进度,我没意见。”
       翌日,我去县委党史研究室报到,看到档案资料东一堆、西一叠,有的还被借走。我对党史部门的档案整理毫无头绪。活到古稀之年,我还得从头学起。当时吕国民同志立即说:“要作先生,先去做学生。为避免走弯路,我陪你到市里‘老大哥’那里去讨教。”第二天一早,吕国民同志陪我到宁波、鄞县、镇海、慈溪、余姚等地党史部门学习档案整理、管理办法。这些单位都热情接待、介绍。我们临走时,他们还到车站相送。我感觉到,党史研究室同行个个都似宾至如归,亲切热情,大有与众不同之感。负责介绍同志,也个个坦诚相见,全局一盘棋,同行相见,其乐融融,我也一点不感拘束,不懂就问,他们对我也就不觉陌生,有问必答。在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学习时,我们在吃饭中碰到象山县委张雪明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张爱琴。席间我对张雪明副书记说:“我到各县党史研究室学习参观档案管理时,他们对吕国民同志工作都衷心赞扬,名气不小,人少多办事,实绩颇丰。你要多多关心支持吕国民同志的工作。”张副书记点头表示:“我会的,他很努力。”
       是晚,我想起陈白虹先生,曾在余姚中学教书。他虽死了,我想去看看他夫人和儿子,便对吕国民同志提出要求。吕国民同志就问我:“你俩关系密切吗?”我即说:“陈先生1938年入党,一生著作颇丰。我读过他在报上发表的60余篇文章。其中《渔氏泪》《矿工血》《逃难记趣》《理发记》《勒令日本向八路军交械投降》把国民党反动当局狰狞面目彻底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还因此两次被当局拘押,一次坐牢,一次开除公职。他为党的工作奉命打入国民党,不顾生命安危,一心为党的理想奋斗不息。他在师范教书时,是我向往革命的启蒙老师。他为我的一篇小品文主动辞教,使我保持了学籍。解放后,陈先生被评为“右派”,入狱十七八年。陈先生上诉省和中央组织部才出狱,补助5千元,安排在余姚中学教书。他曾给我二封1.5万字的信,我1987年返象,他从余姚来象山丹城在朱雁同学家与我们相叙。他1938年入党但解放后只找到一名证明人,却不能被承认为党员。我把这两封信都交朱华庭副主任。此事拖着,成了我一辈子的心病。吕国民同志听后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由于时代变迁,我党处在动荡的社会,许多老同志一直为历史档案不全受委屈。我还想去看看史中平,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的革命行为不予认同。后来诸敏出面后才认同,肯定入伍时间。”我一听,又想起同学卓天佑,他在师范时就已参加革命。1949年春节,我陪他在象山港西石至钱仓寨里观看沿港地形,在乌屿山我姐姐家一起宿夜,他要我参加革命,我回答说:要等解放,因为老母生活需要人照顾,反正要参加革命。现在能做到先做起来。他还不让我讲完,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是罗亭式的类型,思想还大胆,行动过于小心。革命者龙潭虎穴敢闯,刀山火海敢跳!”可是后来在东山中心任教时,我被逼上梁山,偷渡象山港,找到了党,不久便知道他被土匪杀害。在地名志办我与林谊秀一起还调查过他的事迹和被害情节。可是卓天佑死了这些年,烈士纪念馆都没进去,这在我心中又是一笔心债。“史中平是县大队指导员,卓天佑牺牲他应该了解,我要与你同去,如不行,请你代问他,证实一下。”我说完后。吕国民同志说:“事关烈士大事,我们活着的人当仁不让,关心、发掘这些资料是为了育人,也为了告慰亡灵和家属。我俩一起去吧!”
       翌晨,吕国民即要求余姚党史室主任,寻找陈先生和史中平家地址,又派了小车。我们先到了陈先生家,夫人陈霞珍接待了我们,在家还有儿子、媳妇。我俩作过自我介绍后,陈夫人说:“他死了,生前曾指着相片说过,他的书和文稿,如你们要都可以交给你们。他什么都可以放手,就是眼巴巴,心心唸唸,声声长叹,想着恢复党籍,党籍证明已找到一人。组织未批准,他失魂落魄,心里难受,至今无人伸出援手,写了这么一些文章,哪一件不是为党宣传?他教育学生,一生心血凝成文,到死无人来问津,心灰意赖,连药也不吃,针也不打,活活等死。死前,他大脑清楚得很,党籍比生命还值钿,没有党籍,一生心血成灰尘,双眼望着窗外蓝天,轻轻地动了动嘴唇,口眼都没闭。我至今还为他想不通,为什么党籍比命还重要?”她媳妇也插言:“是的,他把党籍看得比世界上什么都重要,什么委屈可以忘,什么损失都可以不计较,现在活着的共产党员多得不得了,又不是靠阿爹一个,他总是日夜想不透,宁愿早死,连妈、子、媳等都比不过党籍。”他儿子生气地说:“人已死了,你们能来看看,也是一片心,即使党籍恢复了,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呢?……”我们听了,心里像千斤石压在心中,深感老同志的珍贵,是共和国的骄傲。为了不让陈夫人沉浸在痛苦之中,我们悻悻地拜别出来,感到党史工作要做的太多太多。到了史中平同志家,史中平正躺在床上,氧气瓶紧靠床头。见我们去问候,他很高兴,还感谢党没有忘记他。他说,党肯定了当年历史,我们许多同志也很欣慰。吕国民同志对老同志十分关心,对我及其他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化了不少心血查证修补,尽心尽责,为党史育人劳心劳力。吕国民同志是好同志,肩负繁重任务,党史工作做不完,十分复杂,政策性又强,要求又十分严格,而历史变迁,革命斗争又错综复杂,各方面要统一观点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观念要,与时俱进。民主扩大了,许多问题都是新的,实践、创新,发掘,拓展,去指导各方面工作。吕国民同志任劳任怨,对老同志体贴关心,在年轻干部中确实不可多得。有时任劳,做了不少工作,还不被理解,认为多管闲事,受了不少委屈。一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尤其那些明哲保身的人,对他的工作阻力很大,说三道四也时有人在。我听了史中平的话,感到他思维正常,马上发问:“史同志,吕国民同志确实对老同志很尊重,也主动关心、信任,他抓紧做好党史工作,老同志一生把最宝贵的青春及至生命献给党的事业,忠党爱民,为国捐躯。我有个师范同学卓天佑,在师范时就接受革命教育,毕业后已在新桥关头小学教书,记得1949年春节他来象山找我,并在乌屿山我姐夫家宿夜,要我陪他侦察象山港沿岸埠头、设施情况,我陪他从海墩、箐莱、乌屿山、蒲门、屿岙,寨里步行观察。他还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当时考虑母亲生活,而解放在即,想解放后参加,遭他批评。史中平立即说:“是我派卓天佑去侦察东乡陈惠悍匪的下落,被陈惠手下发觉,跟踪到三角地抓去。施以酷刑后,卓天佑同志遇难。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由于后来各方面工作和剿匪之事拖了很久。我记得向省军区申报过他评烈士的要求。天佑受尽残酷刑讯,活活逼死,敌人什么口供也没得到,死得很勇敢,现在应该为他证明。”听了介绍,卓天佑光荣牺牲来龙去脉都清楚了。后我又与张光觉、周龙蛟一起到奉化县党史办查了档案,卓天佑已列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登记烈士,但奉化史志办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公布过。我们又到松岙访问烈士亲属,天佑姊妹也介绍天佑死于象山东乡,未知列为烈士。回吕国民同志要我整理材料,我又把几个同学找来,一起撰写卓天佑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吕国民同志支持下,发表在《象山党史》,后来象山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刊物上又予以转载。

二、开门办党史,稿源似潮来

       经过这两件事的调查,吕国民同志把开门办党史,依靠老同志,作为发掘、开拓党史工作主要途径来抓。我俩意见大致吻合,我记得自己在小本子上写了几句心得小诗:“党史工作万事首,立德功言传春秋,英魂烈血育后人,发掘开创永不休。”我跟吕国民同志表示了工作后肤浅的心得,也深感在吕国民同志领导下,心情舒畅,以他乐不思疲、忘我工作的精神为榜样,尽一分心力,认真努力去做好党史工作。由于吕国民同志常请一些老同志来商量工作,或召开有关老同志座谈会,研讨如何进一步发掘党史潜在能量,结合当前中心以及动员老同志写回忆资料,尤其是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如象山解放前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社会主义私营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反右运动以及改革等发展史;从大革命的历史,抗日、解放战争、剿匪战斗等,开拓题材,宣传成绩,总结经验教训。选写党史专题时,有次在会上有些同志认为进入1949年,象山党组织已经全被敌人破坏了,已经没有党的活动了。我对吕国民同志说:“党组织完全破坏是正确的,如果说已经没有党的活动了,这是不完全准确的。由于上海党的外县(域)活动,以及宁海党在象活动始终没停过。我举出例证:象山简师大批同学投奔三五支队,三、四月间就有爵溪学校的史奇生,丹城小学的朱人杰都在丹城活动过。陈孝尚、王晚霞都是师范同学,集体投奔三五支队;纪乃胜、纪乃同等30余人,而且在陶宗侃地下工作老师组织策动下,参加宁海三五支队,其中金西秀先生就是地下党员,萧若平来象山与我在简师打乒乓,吃番茄,我就与他挂钩。朱人杰在东寺与钱翠华同学一起,也动员我联系加入革命。因当时我没答应,朱人杰受过组织批评,并停止活动以备不测。后来我投奔革命,才又让朱人杰恢复活动。在4月时,受到敌人威胁,我通知陶先生脱险,与郎士强不合,进行反对土豪劣军的游行,喊口号贴标语,被恶绅朱光、郎士强威胁,甚至要我“六斤四两”,以后我们组织了姚吉水、徐驰声等五人,于5月偷渡象山港大渖埠上岸到杭州投考华东军大。这些一批批陆续进行革命活动同学,都是地下党老师教育引导的结果。在师范就有金西秀、陈白虹、陶宗侃、欧阳琼、张中适(徐近)等5位,都先后弃教逃亡。纪乃兴、洪禹平等30余人,后因分配在任小青部,因任仍在扰民匪心不改感到明珠暗投,又逃了回来,结果16人被先后逮捕。当局感到地动山摇,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我等几个还差点遭搜捕。我母亲东躲西藏至延寿寺,白蟹潭,茅山庙,一直至象山解放才脱险。吕国民同志听了这段历史说,他只是当作学潮听到过,但没作为反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看待,党史办公室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后来陶宗侃先生从干部学校任教务长离休,于1988年初来象山,受县委副书记欧绪坤、党史办副主任朱华庭的热情接待,在东谷湖宾馆住了九天。我写了一篇《求学时短,师教情长》的回忆文章。吕国民同志听后,急忙去翻我写的资料,后刊在《象山党史》,补充了象山党史记载的不足,得到吕国民同志的“一气呵成,生动活泼,真实可靠”的好评。
       2002年,黄乃鹤来我家,谈起报上有篇象山入朝作战xxx是第一个获奖的象山人这一报道,认为第一个应是余道嘉。我向吕国民同志作了反映,吕国民同志说:“你把黄、余两同志请到党史办来,我们可以约稿,把他们入朝战斗经历写出来,很有教育意义、历史价值。”我立即电告黄乃鹤,邀余道嘉一起来,最好马上来,吕主任在等他。下午,黄乃鹤、余道嘉来了,吕主任亲切真情接待了他们,又请他俩撰写回忆录,篇幅不限,可以分期刊载,结果不到半月,余道嘉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日日夜夜》,黄乃鹤写了《难忘的军旅生涯》。两篇文章数万字,都写得淋漓尽至,真实形象,活龙活现,而且把战斗的时代背景写得有声有色,清晰完整,使看者如临其境:志愿军首长雄才的战略,高超的指挥艺术;志愿军战斗员生龙活虎、斗志昂扬、视死如归。我也十分钦佩吕国民同志十分果断,热情帮助作者,在审阅和修饰稿子上下了不少工夫。他虚心接纳意见、雷厉风行的作风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有一次,我早晨上班路过邓家弄,听到倪水汶正与七、八个里弄居民讲话,大意是他花很大精力,花了一笔印刷复印费,写了一篇《险夷原不滞胸中——革命老人张雪痕走访记》,很早就交给党史办,可是石沉大海,主编没胆量发表,领导人也换了三届,仍是石沉大海。可惜,革命老人一生为党为人民坐了多年牢监,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也付之东流了!……我听了,告诉他,你可冤枉了吕国民同志,你热心党史,珍惜老革命的情操,说明你是支持党史工作的,关心党的事业。吕国民同志办事风格向来果断,你应该耐心等待。倪似乎已经灰心,也没和我多说。我向吕国民同志如实反映倪的焦急心情,又顾虑他听了生气。谁料,他不但不生气,也不怪他,说:“他说的基本不合事实。由于领导干涉我才没发表他的这篇文章。到时,《象山党史》会刊发这篇文章的。”果然不久,这篇文章陆续在《象山党史》刊发了。吕国民同志虚怀若谷、平等待人,闻风而动,这么尊重关心老同志,尽心尽责,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人却不能理解他对党史的忠诚、关爱同志的忘我精神。吕国民同志全身心扑在党史工作这个崇高而又清苦的事业上,付出的是一腔热血,得到的是闲言碎语。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理性和热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人,党史工作是做不好的。他是一个有任劳任怨精神的事业型的好干部,常使我暗暗钦佩,由感而发,在记事本中写了小诗,向他学习,亦自勉:“任劳任怨风骨坚,心红志壮忠党业。一身正气排百难,论从史出显活力。”
       自从吕国民同志从党校调党研室后,我听了几个老同志说起: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解放时期建立的中共象山工委及其发动影响组建起来的两支革命武装队伍持全盘否定态度。吕国民同志接手党史工作后,这批老同志经常来找他谈心,反映情况,送交回忆录,或有事听听他的见解和指导,认为他是原则性强、正气足、肝胆红、忘我工作的人,他打开了党史工作的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他们由衷地敬佩他、爱护他,把他作为贴心人。吕国民同志也和我讲起:“史中平同志革命经历十分坎坷,当时敌我斗争十分激烈残酷。他坐过牢,出来又找党,组织队伍,出生入死付出了青春。他在解放后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柳风等人也是在困难危险条件下,坚持着革命,晚年又默默奉献。如果没有老一辈出生入死、忠贞不二地献身党的事业,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这段艰难的历史,关心、信任他们,发动他们写回忆,宣传他们的事迹。这是我们党史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开拓发掘党史资料所必须做的。”会有源头活水来。吕国民同志思路广阔、敏捷,说干就干,尤其是对老同志倍加爱护和信任,所以绝大多数老同志也积极热情支持他,有什么事总能找他商量,视党史办为“半个家”,吕国民同志是他们的“贴心人”。而我却是这一事实的见证人。

三、论从史出显活力,论著、实践获誉丰

       吕国民同志十分重视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各个时期中央领导人所提出的指导思想,作为党史办工作的方向。吕国民同志撰写的《论邓小平新时期党风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践意义》论文,指出邓小平“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的论断,指明了加强党风建设前进方向。吕国民同志用邓小平理论,别具心裁,启发人的新思路、新观点,如强调宣传、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作为党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吕国民同志认真组织、宣传学习活雷锋孙茂芳事迹,发表了大量宣传孙茂芳事迹的文章,发至县内各单位。孙茂芳写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光彩夺目文章刊在《象山党史》后,读者、听者反响十分强烈。黄性贤与孙茂芳1964年一起入伍,在县文化局任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他说:“孙茂芳一生做好事,一世做好人,够我学习一辈子;靠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正义与仁慈,正义就是不损人,仁慈就是要帮人,就是求和谐,共发展,共致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道德与理想不可分割,影响一个民族事业的兴亡盛衰,也关系到一个政党生死存亡。”他认为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道德最要紧,政治道德是党员素质的核心问题、方向问题。他深有体会地说:“追求金钱的人精神是痛苦的,追求名誉的人是虚伪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充实的!”他自己表示要努力做到:一是多为人,少为己;二是多吃苦,少享受;三是多诚实,少失信;四是多节约,少浪费;五是多奉献少报酬的自我戒律。张家宝在《孙茂芳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一文中写道:“首先要感谢象山县委党史办主办的《象山党史》编辑人员发表了这样精彩感人的精品之作,把一位人人可敬可爱的好党员展现在我们面前:不光是宣传孙茂芳一个人,而且是反映了当今时代人们呼唤和期盼的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在共产党人面前树起了一面镜子。”《象山党史》刊登了象山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市级优秀党员李波。另外全国优秀女警何利彩一贯勤勤恳恳,默默奉献,接待人民和颜悦色,帮助他们解决疑难问题。她一贯热心暖肠,见人困难真诚相护,甚至连罪犯也写信要求她照料家属,从无数的平凡小事,却创造起不平凡业绩,被广大人民交口称赞:她心地善良,善于与群众谈心,关心帮助有困难的人到处都是,成为全国优秀女警察。《象山党史》以她作为封面,为党内外树立了学习榜样。还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勇救美国飞行员的感人故事,主人公年逾古稀的赵小宝也作为《象山党史》封面。我在整理档案中,感到朱华庭同志首任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大量地征集资料,热心联系老同志写回忆录,在岗12年三上北京,四下厦门、南京、上海、湖南等地,追访了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领导和当事人50余位,征集“三亲”资料600余份,主编《象山党史资料》28期,采访编写贺威圣、王家谟、范船僧等党史人物,以及搜集“解放浙江最后一役”、“高塘岛军民斩‘海蛇’”、“末日审判”等专题资料80余份,其中被上海、浙江人民出版社入选《上海英烈传》《解放浙江》《解放象山》《血染丰碑》等书刊50余篇,其中《解放象山》等5篇获省党史系统科研成果奖。他还帮助84人证明资料40件,复印原始资料14份。1992年退休仍在县关工委、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写宣讲资料40余万字,有关党史文章百余篇。他在当时条件下,排除万难走南闯北,采集访谈,积集史料功不可没。这些如蜂采蜜的辛勤果实,为吕国民同志进一步发掘、深化、完臻成书,系统全面整理纂编出版党史书刊创造了一定条件。吕国民同志为党史工作惜时似金,分秒必争,殚精竭虑,力争上游,专心致志把党史工作作为终身使命,向精品化,完善化,深度化创新开拓,乐不知疲,永不满足,被老同志赞为忠诚党史,坚持正气的“贴心人”,把党史办视为自己“半个家”。吕国民同志虽成天忙于工作,但一听对与象山党史有关的老同志进院治病,或有亡故,总是放下手中工作,亲去慰问或参加悼念,始终把老同志安危、苦乐放在心中,视为党史工作的一部分。
       他任职15年来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列出课题,撰写和发表了党史论文、纪实性文章和党史工作消息等达200余篇次,其中获全国级二等奖、优秀论文奖2篇;党史工作消息1篇;发表论文1篇,党史人物小传6篇;省级:获三等奖、优秀论文奖6篇,入选学术研讨会8篇,报刊发表13篇;市级:三等奖、优秀论文奖2篇,学术研讨会入选4篇,书刊发表10余篇。编导《半岛英魂——献给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王家谟烈士》,电视文献片获全国党史部门影视类成果三等奖。我感到,他发表的文章如此之多,质量之高,在县一级是多么不容易啊!他还通过开门办党史征集党史资料达千余万字。
       1995底,他把业已停办的《象山党史资料》改为《象山党史》,始终坚持办好,越办越好,改为彩色,由16开小规改为大规,四色铜版纸印刷成为重要宣传党史先进人物的重要阵地与教育窗口,也成了县内各界广大读者好评。在经费困难情况下,千方百计编纂出版《海角肃匪记》。他个人历时5个月,走访48家单位,完成40余万字的《象山改革开放20年》,出版后得到县委、县府领导以及各界读者高度评价。编纂《喋血高塘岛》《南田暴动》《贺威圣纪念文集》《象山英烈》《海魂》《王家谟纪念文集》;主编了《象山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象山历史大事记》(1949—1978)《中国共产党象山历史(1919—1978)》《象山浪涛集》(第一、二集)、《中共象山县委文件选编(1949.7—1956.12)》等11本,350余万字。其中《象山党史》主编杂志29期,合编8期,累计220余万字。其中《象山英烈》获全省党史科研成果三等奖。《象山党史》刊物1998年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刊物;2005年被省委党研室通报表扬,2006年被省委党研室评为优秀刊物,也得到中央党研室副主任龙新民的充分肯定。
        吕国民同志主持领导党史办工作,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他千方百计,走访各单位, 筹集资金300余万元,修缮、新建、扩建中共象山工委诞生地山海楼、茅洋革命烈士纪念碑、新桥革命烈士纪念碑、陈照华烈士故居、杨白烈士墓、南田暴动纪念壁、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遗址等党史教育基地20处。组织开展寻访吴烨烈士牺牲地以及寻访烈士亲属等活动不计其数,支持烈士胞弟吴爱文出版《吴烨烈士纪念文集》。他竭尽全力,只要对育人、资政、存史有利,不分份内份外,都付以全身心力量,促成其事。因而他主持的党史办工作也得到各界人士的全力支持、诚心配合,使党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而成绩卓著,舆论溢美,添火加油。他虽劳心费神,也乐而不疲,虽遇风吹浪打,也能逆浪顶风不断奋进,已经达到以室为家、以史为命、以贡献助人为乐的境地。所以象山党史宣传教育自2001年被省委党史研究室确定为联络点以来一直处在全省领先地位,得到省委党研室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局长黄如军等领导的充分肯定,在《足迹》、《宁波党史》先后全面报道了他和他领导下党史办的实绩。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被评为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工作先进集体,多次被市党史工作先进集体,他因此也获得1999年至2008年全省党史工作先进个人。2004年6月下旬,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董福顺、宣教处处长李林达等领导考察象山党史工作到党史办时,吕国民同志立即去县委办安排,办公室当时只有我与郑松才两人,而老郑在另一间办公室,董主任对我说:“你们党史办公室,人少,办公条件差,你们确实人少办大事、多办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写了不少文章,出了不少书,修建了不少党史教育基地,开展了不少纪念活动。”李林达处长也非常亲切地对我说:“你们两位老同志发挥余热,做了不少工作,为党史工作作了贡献。”是年底,党史办人员、经费增加了,党史办提升为副局级单位,我因身体病痛、又患高血压,在家休息。一直来,吕国民同志仍不间断送《象山党史》、每年工作总结与下一年思路给我,希望我继续关心党史工作。党史办来了我熟悉的客人,吕国民同志也要我去相叙,还不时来电问候。党史办出来的新著总有我一份,每年还寄来贺年信。这些情结党史的友谊,是值得我珍惜的。愿象山党史办的领导和全体同志,团结努力,为育人资政的崇高事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业绩。
作者系象山县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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