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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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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9 1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方志远


主持人语


  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阳明的时代,新旧交替,思想纷争,他本人亦饱受其苦,平生历经“百死千难”。然而,他愈挫愈勇,高扬良知,挺立主体,以期收拾人心,重整道德,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心灵净化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时至今日,他的“知行合一”论和强调人的主体性等思想主张仍不过时,其所昭示的人格力量和文化定力具有唤醒人文精神和点燃理想之光的积极意义。有关其“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但将“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气节、文章、功业结合起来,探究“知行合一”论的内涵、重点与现实意义,发掘阳明心学的主体性等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本期主持: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本期主题: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与阳明学的主体性


知行合一、心物一体


  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被认为是真“三不朽”。但是,和中外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阳明也一直毁誉参半。时人斥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但不能不承认其事功的卓著;后人言其承朱学之式微鼓吹心学,为统治者另谋思想统治出路,却不能不承认王学的积极因素。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入祀孔庙,但在同时入祀的三人中(另外二人为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虽然影响最大、功绩卓著,却争议最大。而在整个清朝,王阳明及其学说更受到全面的压制。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也曾经给王阳明及其学说贴上一个标签:“主观唯心”。


  有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用以说明王阳明“主观唯心”的例证。王阳明在浙江绍兴期间,与学生游南镇,有学生指着破岩而出的满树鲜花问道:“(先生)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如果只是以此为例,又不明其“机锋”所指,自然可以视为不顾客观事实的“唯心”。但还有一个人们并不熟悉的说花故事,事情发生在江西赣州或南昌。王阳明和弟子薛侃等在花圃除草,薛侃感慨:“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王阳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未培未去耳。”他随即借物说事:“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见薛侃不理解,王阳明继续解释:“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王阳明的意思十分清楚: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善恶”的标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以此为例,我们或许就不会把“主观”的帽子戴在王阳明头上了。


  王阳明的上述言论,都发生在“龙场悟道”并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可以看出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知”与“行”、“心”与“物”,越来越融为一体,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学生徐爱等人曾经就“知行合一”向王阳明提问: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为何有时只说“知”、有时又只说“行”?为何有时只说“心”、有时又只说“物”?王阳明回答:“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


  这种方法,恰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所有的言论和文字,都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展开。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直截了当、简洁易懂,问题是容易被断章取义、被各取所需。虽然王阳明有时因“物”说“心”、因“行”说“知”,有时又因“心”说“物”、因“知”说“行”,但在他那里,心和物、知和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所以,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而需要对他们的思想脉络、表述特征特别是“语境”有真正的认识。


入道、揭道、传道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体悟和阐释,有一个认识上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与他自己所说的“学为圣贤”或“求圣”的过程是同步的。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说自己的学术经过“三变”:“早岁业举,溺志词章”,后来感觉是在浪费青春;于是“稍知从事正学”,研读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著作,却感到众说纷纭、“茫无可入”;不得已转而“求诸老释”,顿觉惊喜,“以为圣人之学在此”,但将其与孔孟之说、日用之道相印证,又产生抵牾。迷茫之中,贬官龙场,反复思考,体悟日深:“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所谓的“龙场悟道”,就此发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段回顾,使人们认为经过“三变”之后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已经悟出了“圣人之道”。但是,令王阳明惊喜的并不是悟出了“圣人之道”的结果,而是悟出了通向“圣人之道”的“大路”、找到了打开通向“圣人之道”大门的钥匙。所以黄宗羲认为,“龙场悟道”对于王阳明的“求圣”来说,是“始得其门”。


  黄宗羲可谓真知阳明者,他认为王阳明的学术经历,并非王阳明自己所说的一个“三变”,而是有两个“三变”,“龙场悟道”则是两个“三变”之间的关节点(《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只有把这两个“三变”一并考察,才能理清其“求圣”的全过程。


  黄宗羲说的第一个“三变”,如王阳明之所述,这是一个“悟”得其“门”的过程。王阳明从朦朦胧胧地向往着“学为圣贤”,到“得其门”“入其道”,其间经历了整整二十年。


  黄宗羲认为,在“龙场悟道”而“得其门”后,王阳明的学术开始了第二个“三变”:一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开始专注从“吾性”“吾心”中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于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后”,悟出“圣人之道”原本就是早为先贤揭示却被后人泯灭的“良知”二字。这样,就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后,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各自的良知发掘出来并且落实在行为上,即“致良知”,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龙场悟道”,到病逝于江西大庾,这第二个“三变”,也经历了二十年。


  前后两个“三变”,构成了王阳明“求圣”之道的三部曲:第一,从立志“学为圣贤”,到体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寻求到“入圣”的门径。但何为圣人之“道”,却只是有所悟,而无法用文字、语言概括出来。第二,从“龙场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圣人之道”的精义,这也是王阳明学术即“心学”的核心和真谛。第三,从揭“良知”开始,到在江西南昌、赣州、吉安等地,在绍兴等处,倡导“致良知”,倡导“与民不亲而亲”,倡导与“愚夫愚妇”同好恶,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这个“三部曲”,既是王阳明通向“道”、揭示“道”、传播“道”,即入道、揭道、传道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从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过程。


  伟大的思想只有灌输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才是它真正价值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孟子,从二程到朱熹、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首先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言论和主张,都是为着解决社会问题,为医治时代弊病开具药方。


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


  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文章、功业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黄宗羲和后来的“王学”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或许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为“文人”。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圣贤”的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但在王阳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是“立言”,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对于王阳明的定位,也就仅仅成了“思想家”。


  这种导向的结果,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心”而忽略“物”、关注王阳明的“知”而忽略“行”,并进而视其为“唯心”且“主观”。但是,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是气节,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阳明的身上,他的学术即“心学”,是为立言;他的功业即实践,是为立功;他的气节即担当,恰恰是立德。这才是王阳明的真“三不朽”。


  当王阳明“懵懵懂懂”向往“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贤”为何物,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其实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气节”。所以,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为,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监狱积弊、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但初心不改。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为南赣巡抚,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接着,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叛藩”,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正是这个时候,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试想,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对流民束手无策,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良知”,心安理得地讲“知行合一”吗?没有功业,不影响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入孔庙,但没有功业,却不可能“倒逼”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在王阳明那里,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直到此时,“良知”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王阳明全集·传习录拾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难”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


  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悟出内心深藏的“良知”,是学术和功业的相互激发,而终极动力,则来自“气节”,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当宁王起兵时,许多官员在观望,唯独王阳明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并起兵平叛。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谓“立德”?孟子说“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才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识,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担当精神,是为“良知”。以“良知”为灵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阳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为一体,不可或缺。


  (作者:方志远,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传统社会与中国现代化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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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7-4-19 16:51 | 显示全部楼层
    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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