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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杨圣敏教授在中央民大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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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5 1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圣敏


演讲人:杨圣敏 演讲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演讲时间:2017年1月


    杨圣敏 1951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包括民族关系、民族起源、民族生态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等。1998年被教育部评为“跨世纪优秀人才”,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回纥史》《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中国民族学六十年》《干旱地区的文化》等。


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


  中国的56个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大部分时间是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虽然文化各有特色,但没有哪个民族是封闭的,在经济文化上一直互相交流依靠,历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关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自秦统一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也有分裂的时候,但分裂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而且分裂时各地方和民族政权也都努力争取统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就是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这不仅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总结,也是与世界各国对比时归纳出的特点。例如,与中国几十个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不同,欧洲是多元多中心的传统,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在欧洲大陆,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今1500多年来,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在此后的“中世纪”,欧洲长期处于大大小小割据的封建领主和分裂的天主教与东正教教会的统治之下。分处于各领地内的欧洲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次是某一贵族领地的属民,民族的意识则很淡漠,更没有国家的概念。在中世纪,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等只是一些地域概念,不是民族概念。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资产阶级力量崛起,他们以民族为旗号整合力量反对领主的割据,对抗罗马教皇和各地主教的宗教统治,努力建立起一个个新的统一政权,他们宣称: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生存,民族的利益是创建国家和国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因此,这些民族与国家合为一体,称为民族国家。到18世纪以后,欧洲就逐渐建立起了多个单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如法兰西民族的法国,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意大利民族的意大利等。于是,在欧洲,现代意义的多个民族和国家同时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为了凝聚力量和扩大势力范围,曾掀起民族中心主义的运动,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意大利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等。各国政府在国际上以民族为旗号竞争势力范围,在国内排斥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这就造成欧洲鲜明的多元多中心,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局面。美国建国后也继承了欧洲的传统,主张建立单一的以白人为主的美利坚民族的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只承认其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亚群体”,不承认这些“亚群体”在政治上与主体民族的平等地位。


  至今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仍以这种观念制定政策,处理民族关系。即在政治上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承认少数民族个人的公民身份,不承认其民族身份。这种不承认政策自然导致了少数民族的不满甚至反抗。2010年法国政府大规模驱逐罗姆人(吉普赛人)和“隐性同化”政策导致法国民族冲突。这样的政策导致法国民族冲突事件的不断加剧。更突出的例子是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长期不承认库尔德民族以及民族歧视政策,导致了库尔德人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


  西方一些政府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对政府和国家的敌视。例如,2008年美国的佐格比民意测验显示:43%的拉美裔美国人和40%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分裂的权利;33%的非洲裔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分裂主义运动。


  与欧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同,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统一的国家之内有多种文化、多种经济、多种政体。这是中国与西方多数民族国家不同的历史特点,也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因此,中国人在民族关系上的传统观念是:不强求一致,主张多元一体。在此原则下,主张合,不主张分,主张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的原因


  中国人说“天下一家”已经几千年了。春秋时代,古人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王制》)。汉高祖统一全国后说“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汉书·高祖纪》)。自古以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泱泱大国,数千年代代相传,这种“天下一家”,绵延不绝的宏伟现象,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却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必然的原因和深厚的基础。即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和而不同”“夷夏一体”的观念,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


    内向型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地理环境,由于其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隔了和这个区域以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这区域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


  中国北方和东北是辽阔的蒙古高原和兴安岭林区,这一区域之北和东方则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和大海。自古以来,这里相继是北狄、东胡、匈奴、肃慎、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民族盘马弯弓,游牧狩猎的场所。这些民族发展的方向都是面向南方和西南方的中原,几千年来这些游牧和狩猎民族就像涨潮的海浪一样,一浪一浪地涌向华北大平原。


  中国的西北边陲,古称西域,是一个南、北、西三面为崇山峻岭环绕的区域,只有东边敞开,向东北可进入蒙古草原,向东南,沿河西走廊可直达甘、青地区和富庶的关中平原。这里自古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噶尔部等部居处。这些古代的部落与民族,也都以东部的中原和蒙古草原为主要的交流和发展方向。


  中国的西南边界则由世界最高的一列山脉,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和沟深水急的横断山脉连接而成,构成世界最难以逾越的天险屏障。在这片区域中,自古就生活着藏、门巴、珞巴、回、彝、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受西南方天险屏障的阻挡和中原繁荣的经济文化吸引,这些民族活动和发展的方向也都是东北方的中原。


  这种内向型的地理环境促进了数千年来几十个民族之间密切的交流和向中原地区的凝聚。


  “和而不同”与“夷夏一体”的观念


  中国与欧洲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不同政策,既是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使然,也是不同思想传统的产物,即与自古以来双方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有关。中国与欧洲早期的宗教和哲学都是二元论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都主张世界是二元的。但西方的二元是绝对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有起点有终点的线性思维。中国哲学则认为二元是相对的,相生相克的,互相依存的。早在三千年前以阴阳说为核心的《易经》就是这样解释世界的。在春秋时,中国的哲学就有“和、同”之辫。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古人称为“同”;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统一性,古人称为“和”。孔子将这种对世界普遍性的认识应用于伦理学,就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就是说追求彻底的同一,在伦理上是小人所为,在政治上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也就是承认差异,承认差异的正当性与和谐相处的世界,才应是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局面。这样的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和多元一体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成员都做过皇帝(汉族以外,还有鲜卑、契丹、蒙古、满族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夷夏一体”,统一并不是消灭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而是主张“夏中有夷,夷中有夏”。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者,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对于多民族的国家而言,什么是维护统一的仁政呢?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和政策。


  在这种天下观指引下,唐太宗说:“王者之于万物,王天覆地载,靡有所遗”,“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他还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海可使如一家。”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一直有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存在,但同时,如果没有“和而不同”、“夷夏一体”的思想和相应的施政措施,中国就不可能几千年维持如此大的疆域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来说,都是如此。


    统一的经济基础


  纵观历史,世界曾有很多疆域广大的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


  为什么都崩溃了?斯大林说:“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古代的中国与这些帝国明显不同的一点是,自古以来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密切而又互相依存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几千年来四边少数民族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


    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与“羁縻”制度并存的政治制度。即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允许多种类、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并存。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也是保证中国数十个发展既不平衡,经济文化又有很大差异的民族能够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内的重要原因。


  中国几千年来高度的中央集权是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同时,又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册封)封国制和羁縻府州(土司)制度。册封与羁縻府州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一样,都是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承认差异,才可能维持各民族的统一。几千年来,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册封)封国和羁縻府州制度,就是这种承认差异的政治制度。


新中国的民族关系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民族是团结的;30余年来,民族关系面临一些新情况,也出现了较多新问题。与国家的发展同步,这些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并在更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走向各民族的更密切交往与融合。


  为什么我们说民族政策是成功的?理由如下:


  1.解放前民族之间曾存在的一些历史积怨得到了解决;2.边疆民族地区是稳定团结的;3.中国各个少数民族都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各边疆与内地之间,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了。


  例如,解放前,全国民族地区的工业产值仅5.4亿元,到1978年已达212.1亿元,平均每年以13.6%的速度递增,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978年民族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49年增长了15.3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少数民族的人口也由1953年占全国总人口的6%增长到超过8%。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得各民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狭隘民族主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特别是城镇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农牧区的土地改革,畜牧业改造和宗教制度改革,使得民族、地方和宗教意识都淡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更加团结。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所说:中国各民族之间是团结的,中国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没有大的民族问题。


  30余年来,国内国际大形势变了,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宗教问题。从国内看,1980年代以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得各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迅速增加了。在1980年代初,流动人口仅300余万,而目前已超过2.4亿,(流动人口较80年代初增加了30多倍)其中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超过了3000万。交往多了,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就会增加。


  “文革”结束后,全社会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社会交往中,特别是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意识增强了。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很多集体、国有制企业转向私有制的剧烈社会转型中,一些人缺乏安全感,遂走向宗教去寻求心理安慰,宗教的社会影响扩大了。


  从国际上看,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解体后,出现了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浪潮,各种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变化推动中国国内,特别是在一些民族地区,民族宗教意识的明显增强。


  例如:1986年,西藏有寺庙234座,僧尼6466人,到了1990年,寺庙达1000余座,僧尼46380人,寺庙和僧尼规模都扩大了6倍。再以新疆为例,1984年,新疆有清真寺9000多座,到了1997年,就已发展到25000多座。


  除了以上这些国内外的大背景之外,对民族地区影响巨大的一个背景是政府职能的变化。


  新时期以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中国各级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责任有限型政府”转变。社会的资源和权力已经更多地脱离了政府的控制。


  据统计,2012年底,全国的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只占23%。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以新疆为例: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89.12%,到了2009年仅占11.5%。1985年,在国有企业的从业人数占74.31%,而到2008年则仅占26.62%。


  这种情况导致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多项民族优惠政策,在一些地方或在一些方面出现了不能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如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少数民族职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等。)


  在经济体制深度变革,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环境的过快改变使得旧有的制度,旧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新的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改革进入矛盾凸显期。在这种情况下,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新疆和西藏,以民族和宗教为旗号的分裂主义活动加剧了。


  社会转型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拉大的情况。


  例如,1986—1990年,民族8省区的GDP年均增速为7.4%,比全国增速低0.3个百分点。比东部沿海地区低1.9个百分点。1991—1992年,8省区增速提高到9.9%,仍比全国低0.6个百分点,比东部沿海地区低5.1个百分点。1980年8省区人均GDP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区的59%,到1992年则下降到50.8%。1980年8省区农村人均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5%,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5.4%,到了1994年,虽然绝对收入水平有明显提高,但相对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却分别下降了7.6和17.2个百分点。1994年,全国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县占43.4%,相当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701个县的36.7%。


  新时期以后,各边疆民族地区也加快了发展,但中国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多是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发展,(根据经济发展规律:越是资源输出地区,GDP含金量越低,即百姓受益越少)。而且这是一种主要靠外部拉动的发展。


  资源开发型发展的特点是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其结果就造成了对当地民族传统农、牧业的生产环境的冲击。受到冲击的当地少数民族农牧民,如果他们没有及时改变或没有能力改变其生产方式;没有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的技术、资金和其他能力,就得不到或较少得到开发和发展的好处。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生产生活转型,去适应突然而至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潮流,就会面对一些新的困难,出现对开发者的抵触情绪,从而产生一些民族矛盾。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拨和攻击,过去没有市场,现在在部分人中开始有了影响。于是,民族关系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那些受境外势力支持,寻求多民族国家解体,寻求夺取政权的分裂势力和敌对集团,就会利用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煽动民族间的仇恨,煽动宗教极端情绪。他们也确实多次得手。这就是近些年来在新疆、西藏出现多次群体性反对汉人,攻击政府的暴力事件的背景。


民族关系的调查与分析


  为了对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有一个较清楚的评估,2006年,2009年和2013年,我们多次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甘宁青等地做民族关系问题的调查。调查中也分发了大量问卷。以下将在新疆和西藏的问卷中的几个统计结果介绍出来,以说明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


  在新疆:86.3%的维吾尔族群众认为维汉关系正常或比较好;城镇中超过70%的维汉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90.6%的维吾尔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在西藏:94%的藏族群众认为汉藏关系是正常的或是好的;城镇中有69%的藏族群众和92%的汉族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87%的藏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们在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做的同类调查,其结果也都类似或更好。综合多年来我们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综合对国外有关民族问题的对比以及对我国民族问题历史的研究,我们认为: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比,与当前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关系对比,从全国来看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好的,是基本正常的。


  新时期以来,各地区民族关系中的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有部分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直接鼓动和操纵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问题中影响比较大的如:新时期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部分汉族人中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思想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等。


  我们认为,比起西方国家,我们的民族政策是进步的,我们的民心基础也是好的。在多民族大国中比较,我们的少数民族是最拥护政府的。


  那么,我们如何做才能解决好民族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呢?从国内外的社会实践来看,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产生于差别,差别有两种,文化差别和结构性差别(即经济收入、社会政治权利的差别)。只有文化差别的民族之间虽然会有一些误解从而产生一些矛盾,但这些误解和矛盾都比较容易解决,他们之间可以和平相处甚至逐渐融合。而有明显结构性差别的民族之间则很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难避免激烈和持续的冲突。


  因此,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不同的民族能够和谐相处,也就是让多民族国家能够维持统一的根本出路是缩小民族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差距。一旦不同民族之间消除了这种结构性差距,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就都有了坚实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任何挑动破坏都不起作用,无法撼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内的民族、种族冲突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内少数民族与白人主体民族之间明显的结构性差距所导致。例如,据西方学者2008年的统计,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只拥有全美国不到1%的土地。1974年,美国黑人的收入是白人收入的64%;而到2004年,这个数字降到了58%。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也与美国类似。


  不同民族之间如果形成结构性差距,就会像那些国家内的骚乱一样,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会止息。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问题不解决,不缩小,中国的社会就不会稳定和谐。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不是要撤销,而是要坚持,要调整,要落实到位,要推动各少数民族尽快在各个方面赶上来,在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上尽快赶上来。这才是今后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正确道路。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内部,努力达成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是民族政策最主要的目标,也是维护统一的最重要手段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更多沟通与相互学习则能够进一步促成新的国家民族,即中华民族的形成。


民族关系的展望


  最近的十几年,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加速发展时期,它开始于9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在2000—2010年,新疆、内蒙古、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发展速度8%~9%的情况下,多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内地汉族地区。


  以2014年新疆的情况为例,GDP增速达10%,比全国7.4%的增速高出2.6个百分点。而最近四年(2012-2016),民族地区8省区,GDP增速都保持在10%,明显高于全国平均速度(7%以下)。因此我们可以展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现代化的水平将赶上内地汉族地区,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将实现与汉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也将推动我们的民族关系从过去比较闭塞的背对背到现在更多交流的面对面,并将通过这种交流发展到不久将来心连心的融合,所以我们说,中国各民族历来是一家的思想传统和奋斗目标,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实现。


    图片和数据(除特别标注外)由作者提供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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